越界经验与外界思想

　　在米勒的这本传记中，这个被福柯称为艺术品的生命，它不是日神阿波罗式的稳定和不变，而是酒神狄俄尼索斯似的狂欢，它不是一帆风顺的生命，而是充斥着自我规训的苦行，极限体验的断裂，界限模糊的自我批判。对于康德来说，超验被束缚于知性之上，福柯却将这引入梦幻、性活动、谵妄、疯癫、死亡的越界经验当中，越界经验打开了一个思想的外在空间。

　　贯穿全书始终的一条线索就是福柯的越界经验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外界思想，这也是本书与迪迪埃·埃里蓬的那本福柯传不同的地方，更是它备受争议之处。米勒认为这种越界经验是连接福柯生活与思想的隐秘线索。正如尼采所说，“从存在中获得最大成果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对于福柯来说，写作、谵妄、死亡，抗争，那些越界体验是闪耀着诗性光芒的生存状态，在这些体验中人得以重新改写自我的生命形式。这些越界的、边缘的经验无疑导向关于界限的质询。

　　米勒将这些越界体验和福柯的思想紧密关联起来，并将这些越界体验置于阿尔托、布朗肖、萨德、巴塔耶、尼采、海德格尔等福柯的思想资源中，这样，在米勒的笔下，福柯的思想、经验、阅读三者之间互为阐释和补充。米勒写到，在洛杉矶的那些公共浴室的经历，促使福柯改变了《性史》的写作计划。这些越界经验无疑对福柯的写作有着重要意义。这些经验同样被米勒关联于萨德的欲望，巴塔耶的色欲越界。巴塔耶的主体粉碎的快感，在色欲越界中碰触人有限的存在，在狂喜中把人带往无限，这些叙述与福柯的极限体验描写融合在一起。同样，米勒也写到了福柯在圣安娜精神病院做实习医生工作的经历，福柯处于医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身份，使他得以更清晰地观察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样的经验融入了《疯癫与文明》的写作中。在这本书中，疯癫并非徘徊在社会文化之外，疯癫内在于风俗、习惯、制度之内，是一种虚构，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种疯癫，同样内在于阿尔托的戏剧中，这种戏剧语言“靠某种钻石版简洁的直觉写成”，思想，在主体的撕裂和消散中变成了一种物质力量。

　　在米勒的笔下，《规训与惩罚》被置于福柯的革命活动的越界体验中，被置于1971年的监狱调查小组之中。米勒认为，监狱调查小组对于福柯来讲是一个流动的战争机器，正是透过对犯人生存状况的调查，福柯得以揭露一个自称人道的社会如何对待这些犯人。这促成福柯对现代监狱规训制度的深刻洞察，他的研究展示了现代的规训制度如何规训人的肉体，划分人的时间，榨干人的精力，同时也在人的内心打上规范的烙印。同时，透过阅读那些犯罪卷宗，福柯对皮埃尔·里维埃这样的声名狼藉者产生了兴趣。通过皮埃尔·里维埃这样的杀人犯形象，那些违背道德规范的心理失常者，越来越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人。通过对不正常的人的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话语编织，那些民众的残酷力量被心理学测定捕捉，那些危险的个体从此被隔离于社会的安全地带之外。

　　疯癫、谵妄，这些非理性的经验并非徘徊在社会文化之外，它们内在于风俗习惯制度之内，正是一个时代的制度文化界限圈定了疯癫的范围。同样，工作怠惰、游手好闲、反常的性行为，对压制的反抗谩骂，这些声名狼藉者的行为在一个以追求生产效率的规训型社会被判定为不正常。福柯对这些既定规范和界限发出了质疑，“狂人被看做精神病患者并非理所当然，对罪犯的唯一处置办法就是把他关起来并非不言自明；疾病的起因应通过身体的个别检查来寻找并非顺理成章。”福柯揭示的正是权力与知识的专断和凶暴。

　　写作是探寻自我的一条途径

　　在文学的阅读和写作中，福柯追求的同样是那些越界体验，米勒逐一分析了福柯喜爱的作家，布朗肖、鲁塞尔、罗布·格里耶等。这些作家共同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写作都是去主体化的，其写作行为本身即是一种越界体验。

　　福柯渴望成为布朗肖那样的作者。对于布朗肖来说，借助于文本的力量，主体不在场了。在疯癫中，在谵妄中，在布朗肖语言的自我增殖中，“布朗肖的不在场借助于文本存在的惊人力量”。“我说我正在说”，主体已不存在，在这个主体的虚空中，外界思想自由舞动，语言不再追随内在化的思想，而是呼应外界经验——孤独、死亡，“话语变成了对经验，遭遇和不大可能的符号的叙述”。

　　在这种去主体的写作中，作者通过写作摆脱一部分原来的自我，并进行自我创造。在杜拉斯看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部分先导人格，这个先导人格做着创造性的工作，不断将创造的经验融入到我们滞后的人格中，如果不去付诸实践，自我就无法刷新，而写作是探寻自我的一条途径。在这种去主体的写作中，主体的碎裂打开了一个外界思想的空间，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思考方式，而这也正是福柯思想路径不断变幻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