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金无足赤，书无完书。《辞海》（第二版）也打上了它那个时代的烙印。如那时，“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红极一时，因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井冈山会师】等条目违反历史事实，都把林彪名字排在朱德之后、陈毅之前，俨然成为会师的领导人。由于彭德怀受批判，《辞海》（第二版）就删去了【平江起义】【百团大战】等条目，在【八路军】【第一野战军】等条目中也不提彭德怀是副总司令或领导人。再如由于田汉受到“批评”，连【义勇军进行曲】也干脆不收了。因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条目中就不写他是首任党的总书记，等等。（详见巢峰《忆编纂出版新辞海1979年版》，《我与上海出版》，第19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9月1版）

    《辞海》（第三版）：拨乱反正。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华大地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辞海》迎来了新时代。为了向新中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1978年10月初，国家出版局向上海市出版局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要求《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正式出版。屈指一算，从任务下达到正式出版，时间已不到一年，而面前的困难却重重又重重。首先，1977年《辞海》第二任主编陈望道逝世，由谁来做《辞海》掌门人。组织一支队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编纂任务？其次，此时还在计划经济时期，许多重大的政治禁区、理论框子还没有突破，如：刘少奇等重大历史冤假错案还没有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没有结论，怎么写？有一些重要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林彪、康生、谢富治等条目怎么写？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孔子、海瑞、李秀成等历史人物怎么写？美帝、“苏修”怎么写？该版是以《辞海》（未定稿）为蓝本，但未定稿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在修订过程中如何消除这些“左”的倾向？

    当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已经在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的基础上成立，以束纫秋社长为首的社领导急得如热锅里的蚂蚁，夜以继日从速提出方案。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市委书记王一平为首的辞海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同时决定由夏征农担任主编，并请尚未“解放”的罗竹风出山继续担任副主编，并主持常务工作。在诸多问题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巢峰起草了《〈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共8条39款。大胆否定了在《辞海》编纂中存在的“左”的倾向。在编纂队伍方面，巢峰向束纫秋建议：向兄弟出版社借调编辑和校对，束纫秋欣然接受。于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向人民、科技、文艺等出版社商调了几十名编辑和几十名校对人员，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展开了编纂工作。终于在1979年7月完成了编纂任务，见到了《辞海》（第三版）样书。

　　 第三版收单字条目14872个；多字条目中的语文条目22741个，百科条目68965个。总条目数106578个，总字数1342.8万多字，比第二版多181.5万字，从而使册数从两卷本变为三卷本。《辞海》（第三版）的历史意义在于，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成了改革开放的一支报春花。许多词条的注释在当时看来，都是具有突破性的。涉及“文革”的一些条目，在处理方法上十分大胆。“文革”所肯定的事物，如破四旧、大串联、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斗批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七干校等等，一律不收，实质上予以否定。“四五运动”“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许多人物，如瞿秋白、罗瑞卿、邓拓、吴晗、田汉、周信芳、张志新等等，则予以列目，充分肯定。刘少奇因尚未平反，暂且不予列目；而在平反后，压缩版面予以补上。涉及台湾词条的释义原则是：“不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不用‘窃据’‘盘踞’‘尚待解放’等用语，强调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尊重事实，不随便使用‘残酷剥削’‘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等字眼。”

    《辞海》（第三版）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的，思想解放，释义新颖，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获得了巨大成功，到处抢购，供不应求，甚至出现黑市，书价翻番。此外，这版《辞海》还为今后历版的编纂建立了几个原则：（1）确定十年一修订的制度，从而使《辞海》成为社会和自然的档案馆。（2）既收单字、普通语词，又收百科词条，比“大百科”收词多若干倍。一书在手，很多条目一般都能查到，十分适合中等及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的需要。（3）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作者和编辑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