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是以字带词，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而以百科知识为主的国内唯一的大型综合性词典，是我国的原创性精品文化工程。1915年，著名出版家、辞书编纂家陆费逵动议编纂《辞海》；1936年，《辞海》第一版面世。2016年，是《辞海》出版80周年。这80年来，《辞海》经历了五次修订，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它的足迹几乎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同步。

    一、八十年，六个版本

    《辞海》（第一版）：开基立业。

    191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的同时，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与他的同仁，曾经担任上海道尹的徐元诰，以及曾经担任原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濂等商议决定，编一部超过《辞源》的大辞典。经过他们再三推敲，把这部书定名为《辞海》。陆费逵作为辞海编译所的所长，千方百计物色编纂《辞海》的最佳主持人，这样就找到了舒新城。从1923年到1928年4月，陆向舒相邀7次，最终感动了舒新城，答应正式主持《辞海》的编纂工作，并于1936年出版了上册，1937年出版了下册。陆费逵7次相邀，舒新城8年苦功，更有十几位编纂者21年默默无闻的辛劳。他们苦心孤诣，建造起一座文化大厦，为中华文明添上了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辞海》（第一版）收单字条目13955个；多字条目中的语词条目21724个，百科条目50124个。总条目数85803个。正文总字数637万，版面总字数676万。

    《辞海》（第一版）以当时世界上最为通行的韦氏大词典为体系，收词范围不仅着眼历史典籍中的旧词，而且重点是当时出现的一些新词和重大事件，如“塘沽协定”“上海事变”“甲午之战”“山东问题”等，从而彰显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这在当时日本、俄国、德国等列强势力极为嚣张的背景下，是冒着极大政治和经济风险的行为。当时中华书局内部有人对舒新城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主张把《辞海》改为只收语词、旧词的《国语大词典》，自然科学部分另编成《自然科学辞典》，并提出把《辞海》稿件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等一概删去，以免日本人找麻烦。而舒新城则坚决反对。他认为日本出版的词典对“上海事件”之类条目多有颠倒是非之处，“我以立场不同，绝不能将日人的污蔑之词一一抄入，替政府增罪名，替强邻造反证”（《中华书局大事纪要》，第143页，中华书局，2002年5月）。这在当时面临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下，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骨气。

    在《辞海》（第一版）里，一大批政治条目收入其中，保持了中国人的立场。如【塘沽协定】条称：“日军自九一八（参阅九一八之役）起，侵占我国辽、吉、热、黑四省后，又陆续向关内进兵，威胁平、津……”；【山东问题】条称：“民国四年，欧战初起，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占领胶州青岛以及胶济路……”。这些词条，适应了当时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气氛。因此《辞海》出版，当即获得社会广泛的赞誉。

    同时，由于《辞海》的出版晚于商务印书馆的《辞源》，收词释义，不仅反映了新鲜事物而且借鉴和吸收了《辞源》的优点，克服了它的缺点，取长补短，后出转精。如：单字的音义分辨较详；词语的解释比较确切；引证完善，并出作者、书名和篇名，便于读者查考；体例比较严整；等等。因此《辞海》的销量远远超过了《辞源》。

    《辞海》（第二版）：脱胎换骨，再造重生。

    1949年全国解放后，中国社会制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国内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代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化极大。《辞海》（第一版）已经不能适应读者的需求，而且许多条目还存在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有些条目的定义存在不少问题，如，释“神”为“天神，引发万物也”；释“鬼”为“人所归为鬼”；如此等等。老《辞海》必须作脱胎换骨的改造。

    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舒新城。舒向毛主席提出修订《辞海》和出版百科全书的建议。毛主席表示极为赞成，并主张先修订《辞海》，请舒新城挂帅。据此，国务院就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遵照国务院的指示，1958年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前身），舒新城为主任，李俊民为副主任。1959年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舒新城为主任，罗竹风、曹漫之为副主任。1960年舒新城逝世。1961年陈望道继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辞海》主编。经过数年努力，《辞海》试行本16分册出版，在此基础上，继续修订，终于在1965年完成《辞海》（未定稿）的编纂。先印两万套，作为内部发行的出版物。这就是《辞海》的第二版。这是中国辞书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总体上说，《辞海》（第二版）文字简练，体例严谨，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把自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初的世界风云变化，无论人类社会活动的变化，还是自然界活动的变化，都作了记载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