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认为喜剧中的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参《判断力批判》），埃科直到小说最后才抖开这一喜剧的包袱。当藏身在玛雅家中的科洛纳（可能也包括读者）焦虑到极点时，碰巧看到电视里播放BBC纪录片《短剑行动》，“那部片子的剧本就像是布拉加多齐奥写的一样，里面包括了布拉加多齐奥想象到的所有情节，甚至还多出一些东西。”节目直言所播内容都是不可靠的指示性证据，不足以为任何人判刑，也就不会影响任何人的利益。致命的“秘密”突然以这种最公开的形式曝光，其危险性顷刻间烟消云散。科洛纳一时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解脱，接下来两人的对话是全书的点题段落:

　　“这个节目使所有其他发现都显得无用和荒唐，因为你知道（那本法语书叫什么来着？），现实超越虚构。或者，更恰当的说法是，任何人都无力编造任何东西。”

　　“所以，我自由了？”

　　“当然，谁说出真相，谁就还了你自由。这个真相会使任何其他发现都变得如同谎言。”

　　玛雅引用的那本法语书，应该是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年）。该书认为在“仿真的超级现实”面前，传统的现实已经崩溃，虚构失去了它的母体，编造故事已不可能。“今天则是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全部日常现实都吸收了超级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中了。‘现实胜于虚构’这个符合生活美学化的超现实主义阶段的古老口号现在已经被超越了：不再有生活可以与之对照的虚构”。这不是埃科第一次引用波德里亚。在小说开始，布拉加多齐奥对一年前的海湾战争是否确有其事的质疑，显然是对波德里亚“海湾战争未曾发生”这一著名论断的戏仿。

　　在其第一部小说《玫瑰的名字》中，埃科借威廉修士之口评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失传的论喜剧卷道：“也许深爱人类之人的使命就是嘲笑真理，‘使真理变得可笑’，因为唯一的真理就是学会摆脱对真理不理智的狂热。”可见，喜剧是摒除狂热的一个必要途径。埃科推测，喜剧是“人类对恐惧死亡作出的典型反应”（参《巴黎评论》）。基于这一推测，如果说悲剧来源于酒神精神的激情与狂热（参尼采《悲剧的诞生》），那么可否设想喜剧来源于作为人类繁衍之门的女性对抗死神的幽默与冷静？

　　虽然人物形象稍嫌单薄，对话略显繁冗，埃科最后的小说毕竟与其处女作《玫瑰的名字》形成了首尾呼应，堪称一期成功的喜剧试刊号，庶几功德圆满。席勒说，从维护心灵自由、完善人性的角度来看，喜剧高于悲剧（参《审美教育书简》）。在这狂飙突进、浩歌狂热的时代，我们不妨读读埃科，学会冷静，用喜剧精神呵护一下脆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