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柏林人》之前，乔伊斯出版了诗集《室内乐》，后来又先后出版了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戏剧《流亡者》和划时代的小说《尤利西斯》。研究者发现，《都柏林人》和所有这些作品都存在着联系。《都柏林人》里的前三个故事显然出于个人的记忆，它们可能是从《青年艺术家画像》初稿里剪取的事件；在《阿拉比》里，男孩走过灯光摇曳的街道，不时受到醉汉和讨价还价女人的干扰，觉得自己仿佛拿着圣餐杯安全地穿过一群敌人——这个男孩肯定就是小说《画像》里的斯蒂芬·第达勒斯。最后一个故事《死者》里的加布里埃尔·康洛伊，通过另一个男人对他妻子的影响提出问题，明显与《流亡者》里的主人公相似。如果把这四个故事从《都柏林人》里抽出来，那么剩下的其他故事就都与《尤利西斯》相关，后者塑造的许多人物都曾在《都柏林人》里出现，例如卡宁汉、郝勒汉、莱恩汉姆和奥曼登·勃克先生等。这种联系并不奇怪，因为按照乔伊斯的最初计划，勃鲁姆的一天（《尤利西斯》的主题）也是《都柏林人》里的一篇故事。 

    年轻时的乔伊斯对都柏林人的两个独特的方面非常了解：一个方面是他们爱去酒吧；另一个方面是关于他们的政治。另外他也了解一个不太典型的方面，即都柏林的音乐。乔伊斯的父亲在都柏林算是个著名的人物，他的社交活动使乔伊斯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老乔伊斯先生在帕内尔时期曾介入相关的改革；因此幼年的乔伊斯经常听到愤怒和哀伤的声音，因为帕内尔去世了，许多追随者背离了他。乔伊斯九岁的时候，写了第一篇文章《还有你，希利！》，这是一篇政治谴责文章，矛头直指当时一个著名的政客，他背叛了帕内尔。他父亲的一些老朋友认为，那篇文章是乔伊斯最好的文学作品，而对他后来的作品感到哀伤。 

    在《都柏林人》里，《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是一篇非常典型的故事。一些人多少有些随意性地汇聚在一问凄凉的办公室里；他们的行为显得有点荒诞，其中一个应邀朗诵一首他几年前写的一首诗——《帕内尔之死，1891年10月6日》。诗有些业余，修辞也都是常见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透过这首旧诗却传递出真实的悲哀和真正的忠诚。诗念完之后，人们对作者作了几句评论，然后故事就结束了。读者可能觉得与他们完全无关，但同时也会觉得作者了解事件的所有含义，而且完全是为读者写的。他在写这首诗之前仿佛进入了海恩斯的心里。 

    “你觉得这篇东西怎么样，克罗夫顿？”亨奇先生叫道。“难道不好吗？你说什么？” 

    克罗夫顿先生说这是一篇绝好的作品。 

    如果乔伊斯让克罗夫顿先生自己说这些赞美的话，那么他就冤枉了这位绅士善良的沉默。因为克罗夫顿先生曾为保守派拉选票，他必然觉得诗里有某种叛逆的色彩。然而他是个普通的人，在那种场合里他只会宽容。“克罗夫顿先生说这是一篇绝好的作品。”这句话使人感觉到他超然的态度。这种超然的情调可以说是《都柏林人》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都柏林人》的大部分小说里，乔伊斯都使读者通过他的目光来观察事件而不作任何评论。因此读者在这些故事里总感到一种疏离感，仿佛他要通过一系列的报道来说明都柏林的生活，就像一个注重科学性的历史学家描绘事件那样。 

    不过《死者》的写法不同。开头三篇（《姊妹们》、《一次遭遇》和《阿拉比》）根据记忆而写，也没有这种疏离感或冷漠。但大部分故事都有。其中有三篇以女人为主要人物，即《伊芙琳》、《泥土》和《母亲》。《母亲》的写法与其他关于男人的故事相似，也有冷漠的色彩。但《伊芙琳》和《泥土》里却充满了感情，乔伊斯对伊芙琳的命运非常同情，对《泥土》里玛利亚的性格也多有崇敬。两个女人都是思想单纯，恪守常规，待人诚恳。 

    《都柏林人》里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孤独寂寞、互不相关的人。他们大多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但又以某种文雅的态度面对世界。有些人物的故事令人难忘，因为他们看到了黑暗的深处。 

    死亡是《都柏林人》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最后一篇故事是《死者》，但死者也出现在第一篇故事里，《姊妹们》里的男孩遇到了他的邻居老牧师的死亡：老人躺在那里，死了，对这个男孩而言变成了一个活的不可思议的人。《伊芙琳》里的伊芙琳不断忆起她死去的母亲。《泥土》里对玛利亚隐蔽的预兆其实就是她死亡的预兆。在《痛苦的事件》里，杜菲先生拒绝接受的一个女人死亡的消息，不断在脑海里浮现并使他孤独的生活更加寂寞。《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通篇围绕着死去的帕内尔展开。而在《死者》里，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男人，通过一首歌对死者的回忆，使一个丈夫意识到他妻子生活中有一部分他不能参与。实际上，在《都柏林人》里，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被死亡感动的人的故事。因此最后一个故事结尾的那段话，带有一种安魂曲的音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