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谎是为了留住男人，他能保证给她每天的面包：吵闹和眼泪，爱情的激动，歇斯底里的发作；她说谎也是为了逃避她出于自身的考虑才接受下来的暴虐。他鼓励她做戏，他的统治、他的虚荣心，都得到了满足：她以隐瞒的能耐去对付他；这样，她双倍美妙地报复：因为在欺骗他时，她满足了特殊的愿望，尝到了嘲弄他的快意。妻子、妓女在假装没有感受到的激动时，是在欺骗；然后她们和情人、女友嘲笑受捉弄的人的幼稚和虚荣心，她们怨恨地说：“他们不但没有‘搞到’我们，而且还想让我们因快感喊叫到精疲力竭。”这很像女仆的谈话，她们在做祭礼时说她们“老板”的坏话。

    女人有同样的缺陷，因为她是同样的家长压迫的受害者；她也同样玩世不恭，因为她像仆人看主人那样，从下往上看男人。但很清楚，这些特征的任何一种都不表明堕落的原始意愿或本质：它们反映了一种处境。

    “凡是有强制性制度的地方，就有虚情假意，”傅立叶说，“禁令和走私在爱情上和在商品中都是密不可分的。”

    男人很清楚女人的缺陷表现了她的状况，他们处心积虑地要维持性别的等级，在他们的伴侣身上鼓励让他们蔑视她的同样特征。也许，丈夫、情人对于与之生活的那个特殊女人的毛病感到愤怒，但他们宣扬一般女性的魅力时，却认为女人与她们的缺点密不可分。如果女人不是忘恩负义的、轻浮的、怯懦的、怠惰的，她就丧失她的诱惑力。在《玩偶之家》中，海尔茂解释，当男人原谅弱小女人的幼稚错误时，感到自己是多么正确、强大、善解人意和宽容。因此，伯恩斯坦笔下的丈夫——与作者串通一气——对偷东西的、恶毒的、通奸的妻子十分温情，他们宽容地对待她，有分寸地表现男性的智慧。

    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法国的殖民地移民，也希望黑人小偷小摸，懒惰，爱撒谎：他由此证明自己缺乏尊严；他让压迫者变得有理；如果他执著地表现得正派、光明磊落，人们就把他看做一个坏脾气的人。由于她不想与自己的缺点作斗争，相反，把它变成一种装饰，因而缺点变得更显著了。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从古希腊直到今天，对女人的指控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女人的状况经历了表面变化，但仍然是一样的，是它确定了所谓的女人“特征”：她“沉溺在内在性中”，她性格矛盾、谨小慎微、平庸无能，她没有真实的观念，也没有准确的观念，她缺乏道德，是可鄙的功利主义者，她爱说谎、会做戏、自私……在所有这些断言中，有真实的成分。只不过，人们所揭露的行为不是激素给予女人的，也不是在她的大脑机能区域中所能预见到的：这些行为是由她的处境造成的。

    她们处境的矛盾由此而来：她们同时属于男性世界和这个世界被否认的领域；她们封闭在这个领域中，被男性世界所包围，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安居。她们的顺从总是夹杂着拒绝，她们的拒绝又夹杂着接受；她们在这方面的态度接近少女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更难坚持住，因为对于成年女人来说，不再仅仅是通过象征去梦想她的生活，而是体验生活。

    人们责备她们的许多缺点：平庸、卑微、胆小、小心眼、懒惰、轻浮、奴性，不过是表现了她们眼界闭塞这一事实。人们说女人耽于肉欲，沉迷在内在性中，但首先是人们把她封闭在里面。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

    当人们把她关闭在自我和家庭的范围内，责备她自恋、自私和随之而来的虚荣、易怒、恶毒等等时，也表现出同样的轻率；人们剥夺了她和他人具体交流的可能性；她在自己的体验中感受不到团结的召唤和好处，因为她全身心倾注在自己的家庭上，与外界隔绝；因此，人们不会期待她朝向一般利益超越。她执著地固守在她唯一熟悉的领域内，她在这个领域能够控制事物，并获得并不可靠的至高权力。

    然而，女人徒劳地关上大门，堵塞窗户，她在家中找不到绝对安全；这个她敬而远之、不敢闯入的男性世界包围着她；正因为她不能通过技术、可靠的逻辑、确定的知识抓住它，她便感到自己像孩子和原始人一样被危险的神秘包围。

    她的操心反映了对既定世界的怀疑。如果她觉得它充满了危险，随时会陷入大灾大难，这是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感到幸福。大部分时间，她忍受不了逆来顺受；她很清楚，她所忍受的是不由自主地忍受的：她是女人，从来没人向她求教；她不敢反抗；她不情愿地顺从；她的态度是持续的怨天尤人。

    一个自由的个体对他的失败只责备自己，他承担失败的责任，但女人的一切都是通过他人发生的，是他人要对她的不幸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