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的萨特生活

    南方周末：你见到萨特第一面的印象？

    戈贝尔：一眼看萨特个子矮小，厚嘴唇，斜眼，是挺丑的，但只要一听他说话，你对他的印象就会彻底改变，他变得迷人、睿智、敏锐而且幽默，属于那种有很多思想闪光的人，你会不自觉受到他的吸引，而且他很慷慨，而且虽然朝三暮四，却从不始乱终弃，当爱情不再了，他和情人们都保持着往来，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在经济上“养”着她们。他之所以写戏剧，很大原因就是为了让他的情人有角色演。

    萨特和波伏瓦都属于健谈爱交流的人，或许跟他们都曾经做过老师有关，说起来就是滔滔不绝，思维非常活跃，所以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必须跟上他们思想的节奏，否则你就会落后，就只能乖乖地做“学生”。

    应该说我们无话不谈，话题涉及的面很广，有政治介入，有文学创作，有日常生活琐事，有对未来的看法也有对过去的缅怀。我最喜欢听波伏瓦讲以前的事情，二战前和二战中她和萨特的遭遇，那是一个我年轻时候在加拿大的雪原里一直梦想见识的“圣日尔曼德普雷神话”。

    南方周末：在《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双人像》里，我们第一次看到《现代》杂志的编辑部，看到萨特弹钢琴，看到萨特的母亲、养女，看到这对文字情侣并排坐在各自的书桌前写作，烟抽得很凶。当时，萨特又是怎么样的状态？

    戈贝尔：1967年的时候萨特的身体状况还好，头脑还非常清醒，思维也非常活跃。几年后其他人拍摄的彩色片中，那时萨特左半脑的循环系统功能已经严重失调，有一部分血管很狭窄。萨特本来就丑，那时候更丑了，话说不清楚，嘴有点歪，是轻度中风的症状。他每天抽三包香烟，为了保持思维的活跃，他长期以来白天服用安非他命让大脑兴奋，晚上喝大量威士忌来放松。

    最终他的健康全毁了，他产生了幻觉，神智有些不清，逻辑也开始变得混乱，很难捕捉他的思想，尤其是1973年失明以后。但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双目失明的萨特，羸弱、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他从不抱怨，他常常微笑着，感谢所有帮助他的人。他晚年的时候，萨冈时不时会去看他，约他在餐厅吃饭，偷偷塞给他一小瓶烈酒，因为海狸已经严格限制他饮酒了。

    南方周末：有人说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是出于骄傲，因为这个奖先颁给了另一个存在主义大师加缪而不是他，您是怎么看的？

    戈贝尔：拒绝诺贝尔奖的一大笔奖金首先需要的是勇气，不受金钱诱惑或者收买的勇气。我记得当时我对萨特说赶快去领奖吧，那可是一大笔钱呐！女人总是实际的。但他拒绝了，我不认为那是出于傲慢，我相信他的理由，作为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理由。他拒绝来自官方的任何荣誉。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他不愿意妥协，他永远都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

    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一些法国民众骂他是叛徒，他的房子遭到了塑料炸弹的袭击，还好没有人员伤亡。马尔罗的房子也被炸了，很严重，二楼的一个小姑娘被炸瞎了一只眼睛。塑料炸弹事件后，他们有一阵子就住在萨特的秘书克洛德·弗帮他们找的公寓里，这是这对“假太太”和“假先生”（“弗”在法语中和“假”是一个发音）难得早晚都生活在一起的时光。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萨特都一直和他母亲一道住，后来还有他的养女。

    南方周末：萨特和波伏瓦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各自的恋人你见过吗？

    戈贝尔：他们在巴黎各自住各自的，但几乎天天见面，中午常常一起在圣日尔曼德普雷区的“调色板”餐厅吃饭、聊天。就算他们没在一起午餐，那他们也会恪守他们下午四点的约会，约好一起肩并肩地创作。他们可以有六个月时间都不知道对方具体在写什么，但他们的手稿都会在第一时间交给对方“审批”。比如萨特就是那本让波伏瓦蜚声全球的《第二性》的第一位读者。而波伏瓦总会对萨特的作品提出尖锐的意见，有时候萨特很生气，但平静下来他发现波伏瓦的意见“永远正确”。萨特－波伏瓦这对传奇情侣的爱情更多的是维系在他们的思想交流的“绝对透明”上，对待写作如此，对待政治介入如此，对待两人各自“偶然的爱情”亦如此。

    1958年波伏瓦和她最后一个情人克洛德·朗兹曼分手，因为年龄差距悬殊（14岁），但两人一直保持好朋友的关系，还有波伏瓦以前的情人博斯特，大家都是好朋友，包括萨特的情人奥尔嘉、旺达、娜塔莉·索罗金、米歇尔·维昂等。可以说50岁以后，她有很多朋友（老朋友或旧情人），但不再有身体意义上的恋人。他们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1967年我为加拿大电台拍摄的三部访谈片就是和克洛德·朗兹曼一起采访萨特和波伏瓦的。

    因为我当时还很年轻，他们请了资深记者克洛德·朗兹曼来协助我一道采访，朗兹曼是波伏瓦的最后一个情人（当时他45岁，波伏瓦59岁，他们的爱情故事已经结束，但偶尔在影片中还是可以捕捉到一两个温情脉脉的眼神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