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知识分子圈子

    南方周末：什么时候开始做你的“巴黎梦”的？

    戈贝尔：“巴黎神话”对我们这批1950年代生活在加拿大冰天雪地和精神荒漠里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抵挡不住的诱惑。巴黎战后急于忘记苦难、急于寻欢作乐的青年男女，他们出入巴黎圣日尔曼德普雷的酒吧间、歌舞厅，他们听爵士乐，听鲍里斯·维昂，听朱丽叶·格蕾科的情歌，同时他们也读萨特。他们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揣着一本《存在和虚无》在大街上晃荡。在加拿大，在世界各地都一样，萨特的名声就建立在“巴黎神话”之上，他已经世界闻名，是一个明星，一个像毕加索一样的公众人物，走到哪儿都会引起关注和轰动。1946年萨特到加拿大做过两次讲座，听众都超过了500人，来的很多都是戴着礼帽的上流社会的夫人，听到萨特说“他人即地狱”的时候简直要惊厥，她们终于看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教授。等到波伏瓦后来到各地去讲座的时候情形恰恰相反，因为《第二性》的出版，波伏瓦被骂为“荡妇”、“慕雄狂”、“性冷淡”……一句话，被妖魔化了。大家都期待看到一个疯女人，但见到波伏瓦、听她说话却发现她是个和其他女人一样的女人，美丽，优雅，而且才思敏捷。

    南方周末：当时巴黎作家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戈贝尔：当时作家们的生活更加“圈子化”。所以走进了萨特－波伏瓦的圈子，就意味着走进了以“花神”、“双偶”咖啡馆为中心的“圣日尔曼德普雷的文人圈”，当时我的身边围满了法国作家，尤其是《现代》杂志的一批作者和编辑。而且大家都喜欢去咖啡馆，而且都去那么相同的几家，而且几乎都吸烟，吸得很厉害，有时候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另类，我也会叼根香烟，但我从来都不真正吸进去。

    南方周末：你在1960年代为加拿大广播电台专访了让·热内、娜塔莉·萨洛特、玛格丽特·杜拉斯、弗朗索瓦兹·吉罗、西蒙娜·韦伊、米歇尔·莱里斯等法国作家，你还为《多伦多之星》、《新观察家》、《潮流》、《花花公子》、《巴黎评论》等写过大量的报道……

    戈贝尔：是的，他们介绍了很多朋友给我认识。这些人很多也成了我的朋友。其中最有趣的是让·热内，《小偷日记》的作者，他说在他身上最能体现萨特关于“自由选择”的哲学命题。自由是一个辩证的选择，一个人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也必须为自己所作出的选择承担责任。从小偷让·热内到诗人让·热内到戏剧家让·热内，这其中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是个人在某个时候作出的选择把偶然变成了必然。

    让·热内每次拿到稿费就会一分为二，放在裤子的两个兜里，萨特有次好奇就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一般小偷在一个口袋里掏到钱就不会去打另一个口袋的主意了。”他打趣说那是他过去的职业经验。他居无定所，成名后依然过着游荡的波希米亚生活，没有行李，甚至没有换洗衣服，夏秋一身，冬春一身，换季的时候就把原先的那身衣服送给街头流浪汉。我当时觉得他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