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北京的雪可以没过鞋帮，踩下去，一个窝。

　　东黄城根的一所院落里，雪压着枯树枝，格子窗透出光，静静的。房子的角落里，郭宏安系一条格子围巾，与旁边的郑克鲁聊着天，不时有人过去打招呼。

　　现场来看，不难看出，两位先生是当天的主角，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的颁奖仪式，规模不大，地点却极有特色：中法大学的原址。上世纪初，这里培养了不少留法的学生。

　　傅雷翻译出版奖的体量不大，是法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个项目，首次颁发是在2009年，目的是奖励中国大陆年度译自法语的最佳中文译作。每年评委会将评选出文学类与人文社科类作品各一部。评委会由12位评委组成，中法评委各占一半，均为中法双语专家。奖金总额为8000欧元，由译者和出版人共同分享。

　　郭宏安和郑克鲁是翻译界的“老人”，加缪的《局外人》，郭宏安的本子是经典，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流行。郑克鲁则译过《茶花女》、《悲惨世界》等经典名著。所以，此次二人最后拿下这个奖，大家并不意外。

　　用评委会主席、北京大学教授董强的话说，如果今年不颁给两位，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因为二位在翻译界的地位，今年的奖项颁发更像是终身成就奖。

　　此次参评的《加缪文集》3卷，既有之前翻译过的《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又有《反与正》、《婚礼集》、《夏天集》等新译的作品。跟之前翻译加缪的小说不同，这次郭宏安的重点是放在了非虚构作品上。“加缪的政论、政治观点很明显，小说中激荡着人文主义关怀，而散文刚好介于两者之间，将二者又很好地结合起来。”郭宏安说因为自己没有翻译过加缪的政论，从散文开始翻，是对加缪政论观点的一个观察体验，再翻译政论的时候会更自如。

　　翻译也是让译者再认识再体验作者的过程，不单郭宏安有这种感觉，郑克鲁也是。

　　译文出版社起初请郑克鲁翻译的是一本杜拉斯早期的小说，“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他小说就差了，我不愿意花工夫去翻译。”后来，这个编辑又来找他，问他译不译《第二性》。他答应了，“尽管这本著作难译，篇幅又长，但是我愿意尝试一下。”

　　“以前觉得波伏瓦的小说不错，但现在觉得她最好的就是这本书《第二性》。”后来郑克鲁在写《法国文学史》时，就把《第二性》置于她的小说创作之上。

　　翻译《第二性》时，郑克鲁还做了一个区分，即把波伏娃之前的运动称为女权主义，在她之后的运动称为女性主义。“因为《第二性》论及的问题大大超出了女权主义的范围，涉及到女人的诸多方面。所谓女权，主要指的是女人的政治权利，如选举权，整个19世纪女权运动一直在争取选举权和女人的地位，所以称为女权主义运动是确切的。而在波伏娃之后，范围扩大了，什么是女人，女人的一生经历怎样的各个阶段，她们会遇到哪些问题，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女人的怀孕和生育、妓女问题等，不一而足，用女性主义来界定就比较合适。”他这样解释。

　　《第二性》这本书郑克鲁翻译了两年。即使这样大家也不能避免翻译稿酬低廉命运。“1000字60元或70元钱。这是翻译圈的明码标价。出版社给多少钱就拿多少。”郭宏安说，在翻译圈子里，绝大多数人做下去凭的是对这个行业的热爱。

　　今年入围参选的《滇越铁路》译者许涛告诉记者，这本书耗时一年多，最后拿到的稿酬就9000多元钱。去年获得傅雷翻译奖的《启蒙运动中的法国》的译者也曾经告诉记者，因为这本书太难翻译，几经流转。现行高校评价体系，使得年轻老师不愿意进入翻译这个行当，而是忙着写论文，评职称。

　　在出版社来看，由于市场的原因，“在新作推广方面，寻找译者是个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告诉记者。

　　明年，为了鼓励新人，傅雷翻译出版奖将会设置一个“新人奖”单元，用于鼓励那些第一次参与翻译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