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说：“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三十年前很多人初读萨特，被这句话打动得肝摇胆晃，三十年后仍旧心有戚戚，只是过去的情绪更多地为集体命运所喷发，现在则出于顾影自怜。欧洲哲学到了萨特手里，已经认不出它自己了，伏尔泰雄辩，黑格尔冷峻，马克思豪迈，光辉万丈的启蒙主义在两次大战前后彻底沦陷，主要代替品之一是承认无能、揭露荒谬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经常讨论自由，讨论责任，但是萨特自己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小说《墙》，都是设计一个有限制的环境，拷问在其中的人的选择困境——他们的自由很有限，而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又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别人的自由，同样，自己的命运也会被别人的一个偶然的自由选择所决定。

    萨特将自己的戏剧称为“处境剧”，认为他所刻画的是最真实的处境，因此讨论的也是最贴近现实的问题。至今我们还能感觉到这些作品的力量，我们还会在两难之间挣扎：在处处受制的环境里，在工业社会安排好的职业角色之中，在各种伦理责任的牵绊之下，我们作为人，如何来满足追求无限的先天欲望，或者说浅一点，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萨特的存在主义作了回答，而这种回答的动人之处，就落在萨特的“自由情侣”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句话里：存在主义不以任何抽象的逃避来慰藉读者；存在主义不主张任何逃避。

    既然不逃避，那么就得直面困境，有所担当。在西蒙娜·德·波伏瓦思考和创作的盛年，世界格局从二战进入冷战，民权意识苏醒，斜阳中的帝国还得面对日益尖锐的殖民地问题，“压迫”、“奴役”这些主题成为左派学者们关心的重心所在。黑格尔、马克思都分析过奴隶的处境，鲁迅的“奴隶论”和“铁屋子”比喻，都讨论了“奴隶需不需要自由”这一问题。波伏瓦在《模糊性的道德》中也说到：在美国，卡罗莱纳州，蓄奴制度的拥护者对北方胜利者说，那些年老的黑奴在自由面前晕头转向，不知道这自由有什么用，“哭着喊着要回到他们从前的奴隶主身边；这种虚假的解放……困扰着那些曾经是牺牲品的人，像是盲目命运对他们的新打击”。波伏瓦说，消除奴隶的无知状态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唯一办法；而同时，“自由是人类普遍的事业”，我要想让奴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就要不能让自己成为暴君——包括不以逃避的方式成为暴君的同谋。

    奴隶是个极端的状况，现实中的人们既有知，又有比奴隶更多的自由。但是，从“奴隶的自由要靠其他人不做暴君”可以引申出两个观察：第一，压迫性的人际关系有时是通过无知来确立的，有时则仅仅是靠着暴力统治；第二，人的行动之间是彼此关联的，任何人都无法单枪匹马地拯救自己的自由。在“行动的二律背反”一节中，波伏瓦继续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检视人类行动：任何一个行动都不孤立，而是会与不同人群产生关联和影响，“压迫者在善意的人们眼中体现为人为性的荒诞……道德要求自由战胜人为性的胜利时，也要求人们消灭压迫者……在这里，必须把他人当作一个物体，对它施行暴力，用这种方式来确认人类分裂的痛苦事实……”这些论述表明，波伏瓦不是要简单地鼓励为奴隶解脱无知和受压迫的束缚，并以此为满足，她希望超越压迫—被压迫的死循环：谁都不想被当作物来看待，但是，为了不被当作物，就势必要把他人物化，牺牲他人。

    怎么超越呢？说穿了也简单，首先要看透道德的“模糊性”。波伏瓦并不简单地对蓄奴者、对资本家、对第三帝国、对苏联作道德批判——这些人或政权的共同点都是设法把人物化，为自己所用，多数政治家都会很迅速地把理念抬高到内容以上的位置，用牺牲无辜者的生命以推进实现自己想要的目标。但是，即使我们只是一个下等士兵，一介小职员，或一个普通的父亲，也都会遇到非如此做不可的情况；我们每天都需要在同等分量的价值之间抉择，不是损伤别人，就是损害自己。用哲学话语说，现代人，一旦他意识到他的存在的本质是主观的，自己的人生不可能建立在任何绝对客观的理念之上的话，他就会发现自己坠入道德的模糊性之中。

    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讨论框架，是研究处在超越性和物化性之间的人的自由问题——不那么抽象地说，就是人不是想接近纯主观的神，就是想靠拢纯客观的物。对波伏瓦来说，严峻的现实是，压迫者决定着被压迫者的自由，迫使他们徒劳地在超越性欲望中挣扎，实际上则被物化：切断被压迫者与未来的联系——就好比自己成了一部分先发达起来的富人之后，就开始拟画把其他人限制在温饱范围之内，并为自己获得的优待而感恩。她一面要揭露和反对这一压迫性的事实，另一面，她试图用“人在根本上都是自由的”这一存在主义核心信条来启发普通人，让他们都意识到，不管是追求绝对的主观还是绝对的客观，都是在自我欺骗。所谓的“模糊性”，按我的理解，指的是生命并不是包一个结结实实的意义包裹交到你的手里——你必须先了解所有不美好的现实，在此前提下随时创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