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个故事》:短篇小说中的“缺席者”

    E·L·多克托罗:戴着面具的独白或冷眼窥探

  美国作家多克托罗的小说介于传统小说和先锋小说之间,他在小说方面最特别的风格是模仿人们说话的语调,就像戴上一张面具。然后由这个戴面具的人根据自己扮演的角色选择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因此这个独白中有很多讳莫如深的隐语,而真相如那海面下的冰山一样就隐藏其间,这些隐语有时候它们是以反话的形式出现,有时又是由彻头彻尾的谎言装扮。而真相作为“缺席者”不断触动着读者的心理,同时挑战读者的判断力和想像力。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幸福国的故事》中的《平原上的屋子》。一位男孩叙述他与自己做连环杀手的母亲的故事。在这位男孩的吞吞吐吐的叙述之中,读者可以意识到其性格中的狡诈和残忍,在其母那些持续不断的暴行中耳濡目染,肯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诗人的生活》(英文版出版于1984年)由六个短篇和一个同名的中篇组成,这本书同名的中篇,批评界将其看成是事业略有所成的多克托罗的个人自白。从中可以看到的是作家在情感上的节制,以及对一双俯察一切的诗人冷眼的创造。在这里,那双冷眼即“缺席者”,它目光如炬,仿佛要窥透万物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这双“诗人的冷眼”也是多克托罗的风格要素之一,实际上《幸福国的故事》和《诗人的生活》中的作品基本上都可以分为这样两类:一类是戴着面具的独白,另一类是冷眼窥探的第三人称小说。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缺席者(内部的和外部的)。

  《诗人的生活》中其余六个短篇各有其对“缺席者”的创造,虽然带着作家锐意进取的诗人气质,但似乎视野还比较窄,其动机只是努力将一种隐秘的、奇怪的、矛盾的心理创造出来。它只需要坐下来观察自己就可以了,而不是在《幸福国的故事》里那样,寻找事物之间或人群之中那些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影响力。比如小说《猎人》,主要是尽力隐藏年轻女老师在面对新来的帅气的男校车司机的心理活动,将这些心理活动仅仅通过她的失态清晰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她拒绝了男司机的诱惑之后,她的心理发生的那些变化,通过她在孩子们面前表现的那些有点癫狂的行为中露出端倪。

  这本小说集里对人类心理的探索最出色也最有张力的应该是《外国公使馆》,这篇小说也是上述那种戴着面具的独白,由一位因妻子离开而精神崩溃的男子叙述。这位叙述者的心理已经严重扭曲,只能注意到那些与他的痛苦心情有关之物,而对其他一切均视若无睹。最后那个被炸掉的公使馆到底是谁炸的?小说里并没有交代,但是似乎暗示出就是这位叙述者的“杰作”,因为他的生活已处于疯狂、失去了自我意识的状态中。这篇小说出色的地方在于它将叙述者的疯狂与小说的诗意结合了起来,就像那些发了疯的天才艺术家所达到的那种非常奇妙的境界,一种类似于发自内心的狂喜的那种微微的震颤感。在多克托罗的小说中可以发现很多类似的“诗意”。

  格雷厄姆·格林:缺席者与小说之类型

  《二十一个故事》是格雷厄姆·格林1954年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书中的小说创作于1929—1954年。比较奇怪的是小说是按年代倒序排列的,所以第一篇让人很惊艳,但后来散发越来越稚嫩的感觉。前面都有对缺席者的精心创造性,特别是《地下室》通过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来叙述一件谋杀案。这与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相似,都是通过无知少年、傻瓜、白痴叙事刻意营造一种“知解力”缺席的状态。但是最初的几篇小说采取的还是那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写作方法而已。

  对格林很熟悉的读者都知道格林的小说有两类:一类是比较严肃的以天主教思想为题材的小说,另一类是由他参与打造和奠定其模式的黑色小说。通常的看法是那些严肃的小说更能代表格林的文学价值,但是从短篇小说发展史上来说最能彰显格林的文学成就的其实是他在黑色小说创作技巧上的创新。在天主教小说中,格林只是显示自己在继承传统上可以走多远。但是那些黑色小说却聪明地改变了之前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

  侦探小说仍然只能看成是传统的类型小说,其起到主宰作用的“缺席者”(侦探给出的结论)还要放在小说的结尾。而黑色小说却将这一切翻了过来,它是将流氓、杀手、黑帮分子的行动和计划一开始就全盘推出,从而在创造了惊悚的氛围,这种惊悚就像悬在那些无知的受害者头上的利剑,完全不必具体地描述这把剑,但读者必然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将这种氛围变成一个缺席的主宰者,它不仅是作者有意创造的,而且读者也会不由自主地参与创造活动之中,读者要先为受害人设想各种可怕的遭遇,否则很难被小说吸引。所以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缺席者”会持续地左右着读者的相像力,与特雷弗小说中那种要靠顿悟才能发现的“缺席者”有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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