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游击小组的领导人，聋子圣地亚哥，和巴勃罗构成鲜明的对比。他对革命忠心耿耿，乔丹找他谈时，他语简心长，实事求是地摆了情况。当他知道事后撤走时马匹不够，就二话不说，主动连夜去搞马，哪知偏偏雪停了，敌骑兵巡逻队追踪他的脚迹，把他和四个部下逼到一个山头上。他们据险固守，聋子机智地诱敌暴露自己，杀了一个军官，但最后被敌机炸死在山头上，被敌人割下脑袋回去报功。老向导安塞尔莫心地善良，杀了敌人也感到内疚，想不出战后该怎样来赎这份罪，因为对天主的信仰已经被否定了。作者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写到天主教对西班牙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但对安塞尔莫来说，与其说这是宗教思想的烙印无法磨灭，还不如说是这无邪的心灵在被最基本的道德问题所折磨。最后炸桥时，他伏在白色的石路标后面，被碎铁片击中，默默地死了，手腕上仍然挽着那圈引爆的电线。乔丹痛心地想，如果用引爆器的话，这个好人是不致牺牲生命的。除了比拉尔，全书中只写了一个女人：玛丽亚。她生性温柔，天真无邪，和比拉尔适得其反。身心受到了粗暴的摧残，她遇到了乔丹这样的好人，毫无保留地以身相许。听到了聋子手下的青年哨兵华金的悲惨家史，她搂着他说，“我把你当哥哥，……你有家啦。我们都是一家人。”乔丹感动地也搂着他说，“我们都是兄弟。”她告诉乔丹，她父亲喊着“共和国万岁”被枪杀，她母亲接着高呼“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而从容就义。想到此事，乔丹吻着熟睡中的玛丽亚，小声说，“我为你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在斗争中，乔丹和这些普通的西班牙人民打成了一片，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海明威用这一系列感人肺腑的小故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同仇敌忾地抗击法西斯匪帮的历史画面，奏出了一支人类兄弟情谊的赞歌。 

    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到我国和欧洲当战地记者，在欧洲时屡次亲身参加战斗。一九四六年初回到“观景庄”，声称正在写一部关于“陆地、海洋和天空”的长篇小说，但直到一九六一年七月自杀身亡，没来得及定稿。在他晚年发表的两部小说及由他妻子发表的两部遗作中，只有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年)博得了一致的好评，并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1954年)。从海明威所有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影子。罗伯特·乔丹说自己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反法西斯主义者，这实际上正表达了作者本人的立场。但是，从《永别了，武器》中在不正义战争中幻灭的美国青年军官弗瑞德里克·亨利，到《丧钟为谁而鸣》中为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的美国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再到《老人与海》中在墨西哥湾一叶扁舟上单身和大自然搏斗的古巴老渔民圣地亚哥，“海明威的主人公”似乎经历了一个从小我到大我再回到小我的心灵探索过程，而《丧钟为谁而鸣》作为作者本人投身有关人类前途的大搏斗的见证，可被看作他的代表作而无隗。 

                                                                    吴劳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