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初秋到一九三九年春的西班牙内战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今天已不大为人们所提及。然而它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线的序幕，是全世界进步力量和德意法西斯政权之间的第一次较量。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进步力量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以文学形式来反映这一页历史的作品为数不多，而今天尚被人推崇、广泛阅读的恐怕就只有这一部《丧钟为谁而鸣》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

    一九二九年席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恐慌，对经济落后的西班牙打击极为沉重。在强大的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共和党、社会党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于一九三一年四月组成联合政府，建立了共和体制。当时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其中以推行温和的改良主义的社会党势力为最大，而无政府一工团主义也吸引了不少群众。年轻的共产党不得不在对这两股势力作不断斗争的情况下逐渐成长起来。

    共和国初期，执政的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不能坚决贯彻最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反而逐渐被右派政党组织占了上风。一九三三年秋，右派政党在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倒行逆施，工人以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来回答，农民也展开了夺地运动。西班牙共产党纯洁了队伍，建立了以伊芭露丽等为首的战斗的领导班子，迅速壮大起来，在第二年十月各地工人总罢工及武装起义中起了骨干作用，但结果被政府的优势兵力所镇压，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一九三五年，人民阵线在法国大选中获胜，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之下，西班牙进步势力各派克服了分歧，团结起来组成人民阵线。共产党又转为公开活动，积极参加人民阵线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二月国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获胜，在四百七十三席中得到了二百六十席，着手组成联合政府。共产党只得了十四席，因此总理和各部部长基本上由左派共和党人及社会党人担任，成分复杂，矛盾不少，这是导致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不甘心于失败，阴谋叛乱。西班牙的军队一向掌握在贵族地主资本家的子弟之手，共和国成立后，仅仅要求他们宣誓对之效忠，没有改组。因此，佛朗哥将军于那年八月十四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叛乱，立刻得到各地驻军及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等右派集团的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西北部及西南部，使位于全国中央的首都马德里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中。一开始形势就对共和政府不利。

    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早就和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独裁政权勾勾搭搭，这时德意两国公然以飞机、大炮、坦克等军用物资源源不绝地支援佛朗哥，并派教官及军队参战，残酷地屠杀西班牙人民，激起了进步人类的公愤。但英法等国却对希特勒采取所谓的“绥靖”政策，害怕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胜利会影响自己国内的政局，在“不干涉”政策的幌子下对西班牙实行可耻的封锁。以各国共产党人为中坚的工人阶级以及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纷纷以实际行动来声援西班牙人民，把共和政府的事业看作全体进步人类的事业。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有的志愿参加医疗队，抢救伤员，有的直接参加作战，如著名的国际纵队，在第一年冬季马德里保卫战中，和英雄的首都军民并肩作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不少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例如英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尔夫‘福克斯及克里斯托弗·考得威尔。其他在内战期间亲赴西班牙的知名人士有白求恩大夫、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斯、智利诗人聂鲁达、苏联作家爱伦堡等，而本书作者海明威也是非常活跃的一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意大利北部前线经受战火洗礼并受了重伤的海明威，对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念感到幻灭。战后，于二十年代初在巴黎从通讯记者成为专业作家，在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年)中，形象地刻划了一些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战争创伤的英美青年男女，浪迹巴黎、西班牙等地，在酒吧间、斗牛场等等场合寻找刺激及解脱。海明威就此被公认为这“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一九二九年出版的著名作品《永别了，武器》写主人公不堪忍受战争的残酷，毅然向武器告别，做了逃兵，和爱人逃到风光旖旎的瑞士，过着田园诗式的生活，但好景不常，爱人在难产中死亡，使主人公不得不向爱人的怀抱告别。作者表达了强烈的反战立场及对人生命运的绝望态度。 

    但是时代在前进。经济大恐慌激化了阶级矛盾。三十年代美国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高潮。不少有良心的作家通过思考，开始向左转。这时海明威早已回国，因不喜欢跟纽约等大都市的文艺界人士来往，定居在美国东南端佛罗里达州南端的基韦斯特岛，和古巴首都哈瓦那仅一水之隔。他出入于那一带海滨小酒店、码头等场所，经常和渔民打交道，观察社会众生相。他笔下的人物开始起变化，觉悟到“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以基韦斯特岛和哈瓦那为背景的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中主人公亨利·摩根语)，这反映了他本人当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