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西班牙正面临着一场生死搏斗。海明威二十年代初任驻欧通讯记者时，就和西班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爱上了这片浪漫的土地和热情的人民，尤其爱上了斗牛赛。他在作品中歌颂这种在死亡面前无所畏惧的斗牛士，充分体现了他提倡的“硬汉子”精神：人终有一死，但不能死得窝囊，在紧急关头要保持尊严和体面。他精通西班牙语，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于一九三二年发表了关于斗牛和斗牛士的长篇专著《死在午后》。当法西斯魔爪企图扼杀西班牙人民的革命成果时，海明威挺身而出，写文章，作讲演，挞伐法西斯主义。他以记者身份于一九三七年初来到被围困中的马德里，借了钱买救护车支援共和国政府。他出入百花旅馆和盖洛德饭店，广泛接触政府军人士、国际纵队的军官、各国记者和普通的西班牙士兵。第二年，为影片《西班牙大地》撰写脚本并发表了他唯一的剧本，以马德里为背景的《第五纵队》。由于缺乏武器和粮食，加上内部敌对分子的破坏，政府军的防线于那年年底被叛军突破，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不得不放弃东北部滨地中海的大城市巴塞罗那，二月底，英法即迫不及待地承认了佛朗哥政权，英雄城市马德里终于在三月底陷于敌手，人民阵线的政府就此被葬送了。 

    海明威这时在哈瓦那郊区“观景庄”别墅里开始埋头写作《丧钟为谁而鸣》。该书于第二年问世，得到批评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 

    这是海明威篇幅最大的一部小说，但全书情节局限于三天之内(一九三七年五月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到星期二上午)，写得紧凑非凡。那时候，由于三月中政府军在首都东北瓜达拉哈拉城附近大败意大利侵略军，首都已转危为安。戈尔兹将军这时正准备在首都西北向瓜达拉马山区叛军山上防线发动进攻，为了切断敌人的增援路线，派美国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到敌后深山中和游击队接上关系，等战斗一打响，炸毁一座铁桥。本书即从老向导安塞尔莫带乔丹到桥头哨所侦察写起，接着两人就向游击队的营地进发。老人唤来了小组头头巴勃罗，乔丹和他立刻进行了交锋，矛盾就一步步展开了。巴勃罗当年原是马贩子，给部队和斗牛场供应马匹，后来在斗牛场做帮手时结识了和斗牛士菲尼托同居的比拉尔，菲尼托被牛挑伤死去后，她跟巴勃罗待在一起。革命爆发时，巴勃罗率众在家乡小镇包围了民防军的兵营，逮捕了所有的法西斯分子，把他们都处死了。三天后，遭到反动军队的反攻倒算，撤至深山中打游击，一年来，袭击了几次敌人的据点，炸了一次火车，弄到了几匹马，开始酗酒，意气消沉，只求能在这山区混下去。他得悉了乔丹的来意，当场提出他所谓的狐狸的原则：要在一个地区待得下去，就只能到别的地区去活动，不然会被敌人赶走。比拉尔是个直爽热情的妇人，和几个苦出身的斗牛士生活过来，多少尝到了些人间的欢乐，因巴勃罗当初富有男人气概而倾心于他，但如今年近半百，看他堕落成个鼠目寸光的酒鬼和胆小鬼，心里非常懊恼，和那些苦大仇深的游击战士一样，正苦于无法为他们所热爱的共和国作出贡献。在这节骨眼上，共和国派来了爆破手。当晚大家聚集在山洞里，比拉尔带头反对巴勃罗，赞成炸桥，大家一致表态支持她，她豁出去说：“这儿我作主。”在这剑拔弩张的关头，乔丹不由得伸手按在手枪上。巴勃罗屈服了，但后来出尔反尔，处处只从他个人的安危出发，乔丹不得不在比拉尔和大家的帮助下，克服了他的破坏活动以及敌机敌骑兵的干扰所带来的困难，于星期二早晨及时完成了炸桥任务，但不幸以身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