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维尔对这个题材的兴趣，并不在于重写历史，更不是为间谍翻案——这些都不是一本虚构小说所要追求的东西——毋宁说，班维尔的写作更具当代意义：在一个为大众传媒左右的世界中，我们该如何传达和知晓事实的真相？

    同格雷厄姆·格林一样，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的小说创作也可分为“严肃文学”和“消遣文学”两大类，只不过他是以笔名（本杰明·布莱克）来出版其“消遣文学”的。两类文学的创作形式自然也大不相同，前者尽显班维尔承袭自詹姆斯·乔伊斯、塞缪尔·贝克特等前辈大师的绚烂风格，后者则走“冷硬派”侦探小说的黑色路线。一般的看法是，班维尔的“严肃文学”比“消遣文学”成就更大，它们让他已然跻身于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列。

    因此，当班维尔1997年出版长篇小说《无法企及》时，人们对此多少有点吃惊。这一次，班维尔选择了一个间谍悬疑题材，但他对这个题材的处理却是“严肃文学”式的。显然，他并不满足于只讲一个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故事，而是要从这个故事中发掘出一些新的东西。“消遣”与“严肃”的融合使这本小说成为班维尔以本名发表的小说中可读性最强的一本，老实说，他的其余小说（如2005年获得布克奖的《海》）是不太容易读懂的。

    《无法企及》取材于上世纪英国家喻户晓的“剑桥四杰”的真实间谍案件。小说主人公、也就是叙述人马斯克尔，即是该案原型人物之一的安东尼·布朗特。此君系剑桥博士、教授、艺术史专家，1956年因担任皇室艺术顾问而获封爵，二战期间先后成为苏联和英国的双面间谍，他还是一名不出柜的同性恋者。1964年起，他开始接受军情五处的秘密审问，1979年，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布了他的间谍身份。他被褫夺爵位，辞去剑桥大学和皇家艺术学院的职位，身败名裂，直至去世。

    班维尔对这个题材的兴趣，并不在于重写历史，更不是为间谍翻案——这些都不是一本虚构小说所要追求的东西——毋宁说，班维尔的写作更具当代意义：在一个为大众传媒（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左右的世界中，我们该如何传达和知晓事实的真相？小说中，某个记者或作家向马斯克尔追问的，不外是这样一些问题：你为什么要做俄国人的间谍？你如何一直能够逃脱惩罚？背叛祖国能为你带来什么好处？是不是因为你是爱尔兰人所以憎恨英国？等等。这些问题，代表的是一种以民主名义自诩的、要求对方有问必答、最好还能立等可取的价值观。它要求被问者提供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以之作为标签来达到为复杂事件盖棺定论的目的。

    但是班维尔告诉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回答来解决”。他让马斯克尔滔滔不绝地讲述古希腊哲学家塞内加的故事，从艺术、历史、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明塞内加之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如马斯克尔本人为苏联充当间谍，以及被人告密事败，也是多种因素共同斗争共同影响的结果。班维尔始终在提醒我们，历史和人性是十分复杂的，不是标签这种东西能够说得清楚的。所谓“简单就是美”，不过是那些渴望鸡汤滋润心灵的人的自欺欺人罢了。

    因而，从深层角度来讲，《无法企及》是歌德诗剧《浮士德》的小说叙事演绎，而非《化身博士》。马斯克尔是一个集善恶于一身的混沌人物，而不是白天行善晚上作恶的杰基尔医生／海德先生。马斯克尔可能也是一位代表了柏拉图理想中的“智者”的人物，这些人通晓（或力图通晓）宇宙的奥秘，而作为对尘世供养他们的回报，他们将自己的所学尽情奉献给人们。至于马斯克尔，他就是在拯救国家、出卖灵魂、获取知识这三个互为循环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如浮士德那样的复杂人物的。

    马斯克尔反感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导致大萧条、道德崩坏和纳粹主义崛起，他担心光荣的英国和欧洲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受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吸引，但也只是吸引而已。他为莫斯科服务，是为了抵抗纳粹和美国，或者说，他引入共产主义是为了在欧洲保持力量的均势和平衡，而不让任何一种势力占据支配地位。他太了解英国和欧洲将在大战之后，势必拱手让出本已徒有虚名的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了。当然，他也像浮士德那样，渐渐迷失在目的与手段、同性恋与异性恋、艺术与权力斗争之类的困局之内。在战后的清算中，这样的人物是经不起道德与爱国“话语”的拷问的。混沌的结局，要么刷白，要么抹黑，从来都不允许有任何中间色的存在的。

    班维尔塑造了一个不甘被权力驾驭，反而意图通过驾驭权力来实现其使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多少可看出他自己的道德抱负，这在他的诸多小说中是很少见到的。通常来说，班维尔对讨论哲学、艺术和文学，要比讨论知识精英的政治担当，兴趣大得多。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无法企及》也是班维尔小说创作中的一件另类之作。不过，读者还是能从这本小说的写作手法中，看出作家对光影、色彩、布局、线条这些绘画元素的重视。诚如许多评论家所言，班维尔的小说不仅有诗意，而且还充满浓浓的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