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班维尔:生命的脆弱与无限

  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有两个名字,约翰·班维尔和本杰明·布莱克,这让不熟悉他的读者有时一头雾水,因为这两个名字的作品在风格和水准上截然不同,一个被生死和记忆困扰,一个喜欢暴力和犯罪;一个反思着生命的荒诞和偶然,一个津津乐道着好莱坞式的正义与邪恶。幸好那些英国评论家们并没有被班维尔的布莱克面具所迷惑:继2005年获布克奖之后,2011年班维尔又获弗朗茨·卡夫卡奖,2013年再获爱尔兰笔会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爱尔兰图书奖,而且颁发的是终身成就奖。显然,虽然表面看班维尔已经看破红尘,化身布莱克游戏凡尘,调笑着读者好故事、求惊悚、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好莱坞品位,但事实上,班维尔始终没有忘记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以及文学应有的探求意义的使命,这从他的作品《无限》中就可以看出来。

  《无限》一方面继续着2005年为班维尔赢得布克奖的《海》的叙述模式:一段几乎没有故事的普通时刻,却因人物的回忆和对死亡的思考而充满了生命的深度。不过,在《海》的著名开篇“涌起陌生潮汐的那日,他们——众神——离世”中,生命的空虚似乎是随着神灵的离去而出现的:当人类不再相信死后的世界、不再相信人和人之间的神秘联系,生命就呈现出脆弱偶然的一面。就像萨特的《恶心》中的洛丁根突然从树叶在风中的摇摆认识到存在的偶然性,《海》的主人公最终也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和死亡对于这浩瀚的宇宙来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是这个伟大的世界又冷漠地耸了耸肩而已”。

  然而,在《无限》中,班维尔让神祇们回来了,而且借助后现代的虚构模式,古希腊的神祇们游走在凡人中间。如果不死的灵魂真的像许多宗教相信的那样,能使今世的生命在永恒中获得分量和意义的话,那么班维尔这次就要直面这一可能性,用文学的强大想象力来检视:如果人生活在一个与神共存的时代,死亡是否不再那么轻得不能承受。

  在《无限》,中班维尔借用了一则古希腊神话,宙斯化身底比斯将军安菲特律翁,与他的妻子阿尔克墨涅做爱,后来生出大力士赫拉克勒斯。这则神话曾被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以《安菲特律翁》之名写成悲剧,但失传了,后来古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又写成同名滑稽剧。不过,班维尔在书中借用的是德国作家克莱斯勒的同名剧作。

  与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让现代人物重复古代神话英雄的行为,或者约翰·巴斯在《喀迈拉》中用现代人的情感复述古代神话不同,班维尔大胆而又巧妙地让宙斯和神使赫尔墨斯与现代人亚当·戈德利一家生活在一起。说他大胆,是因为在“上帝已死”的时代向满脑子科学理性的读者讲述神人共存的现代生活,无疑会让作品的真实感和可信度承受巨大挑战;说他巧妙,是因为班维尔选择了一则在希腊神话中就模糊了现实与梦幻,或者说现实与超验的界限的故事。在这则神话中,安菲特律翁夫人也被两个安菲特律翁弄得虚实难辨,最后不得不请教先知特瑞西阿斯,才明白宙斯从神灵化身凡人,进入了凡人的生活。在《无限》中班维尔不仅让宙斯再次以这种在梦境中化身的方式进入现实,打破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而且让女主人公海伦正在排演《安菲特律翁》中的阿尔克墨涅这一角色。也就是说,她的现实生活与她的艺术生活同样相互交织,现实与艺术的界限同样被模糊了。

  班维尔的这一系列精心安排,最终目的是打破读者头脑中固执的现实观念,像博尔赫斯那样,把神秘、虚幻乃至超验引入对现实生命的理解。事实上,从20世纪后半期起,随着人们对工具理性的厌倦,以及越来越认识到科学解释世界的有限性,神秘主义的观点开始抬头。文学因为擅长表现人的感受和思绪等精神世界,尤其显示出打破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探索存在的超验层面的倾向。比如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就在《幻视》和《酒精水准仪》(也可直译为“灵魂层面”)中描写灵魂层面的存在。对好莱坞型的作家布莱克来说,灵魂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描写,也只是作为惊悚小说来寻找刺激;而对严肃作家班维尔来说,如果在众神离去的时代生命是不能承受之轻,那么同样有必要问一问,如果众神回归,人的存在会因此获得分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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