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生，二回熟，老特之后与中国结下了绵延不断的厚缘。李笠、北岛、黄灿然等人，都翻译过老特的诗歌，而且几乎都一致给予好评。在中国当代诗坛，能有老特这地位的外国诗人，不敢说凤毛麟角，但至少也不多见。

　　2011年获得诺奖之后，老特有两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分别是《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和《航空信：信札1964～1990》（译林出版社2012年10月版）。诗歌集《巨大的谜语》由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翻译，是老特1990年中风之后的作品。中风之后的老特基本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但仍能用左手写诗和弹钢琴。此时的诗作一如既往地独特隐喻，臻于化境，美至无言。《记忆看见我》系老特60岁时所作传记文章。《航空信》为老特与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布莱的通信集。两位诗人在近30年的通信中充分表达了各自的诗歌创作理念与诗歌翻译的哲学思想，交流了对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世事变迁的感想，并分享了各自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的点点滴滴。这不仅是研究两人诗歌美学的重要依据，亦是两人真挚友情的历史见证。

　　老特写诗精致，穿着也不邋遢，俨然一副资深绅士的“老克勒”做派。看老特的照片，走哪儿都带着一根手杖，这种“模子”是许多欧洲作家所具有的珍贵风格，无论欧洲还是亚洲，都有无数拥趸。这次老特以84岁高龄魂归道山，竟引发中国诗坛一片恸哭，仿佛这个世界最懂中国的欧洲诗人去了。老特带着个性来，带着个性去，直到西去，都保留着自己诗歌的个性，有种“誓死不入流”的快意恩仇。

　　有美国评论家称老特与切·米沃什、布罗茨基、希尼为“最杰出的欧洲诗人”。我想，在九泉之下的老特恐怕不会赞同这个说法，因为这让他“入流”了一把，他或许会为之抱怨几句也说不定。

　　“老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当下瑞典最红的诗人之一，这让我想到了中国诗人汪国真。汪国真也是对诗歌精雕细琢之人而且也属于“不入流”之诗人——他最反感将自己列入“朦胧诗”或“清新哲理派”。只是当代中国这片土地上，难以出现“老特”这样的诗坛玩家，所以作为学者的汪国真写诗的岁月并不长。今年，老特与汪国真相继作古，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类诗坛最大的损失。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诗人越来越少，而所谓的诗人越来越多。我想，这才是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所忧心的事情。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国际诗坛算是一个异数。终其一生，他创作的诗歌数量总共不过200余首，但每首都堪称经典，每每被同行奉为圭臬；他不属于任何一个诗歌流派，全然自成一家之风骨。他与中国的情缘可谓深刻，不仅数次亲临中国，与北岛成为忘年交，并同登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