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以这本日记为蓝本虚构一部长篇小说，或许可以第三人称来写，以格瓦拉为原型塑造一个意志坚定的游击队领导者的形象，抑或可以采取日记体的形式，像“伪纪录片”那样艺术地再现一群孤独的革命者战天斗地的史实。然而，切·格瓦拉的日记本身可以进入文学史的范畴吗？按照文学史家的一种观点，拉美文学史的开端就是一部日记：美洲“发现者”哥伦布的日记，其中混杂了这位航海家的旅途见闻和想象。美洲殖民进程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留下的纪实文字，不管是《新西班牙征服信史》，还是《战败者的目光》，都是拉美文学史考察的对象。有这样的肇始，在拉美文学中就形成了强有力的纪实文学的传统，史家的叙事、媒体人的叙事、小说家的叙事以及对事件的评论往往合于一处。比如加莱亚诺的作品就很能体现出这种特点，而诸如马尔克斯、略萨这样的文学大师都有新闻报道的从业经历，也可看作这一传统的体现。许多拉美作家都承认这一点：他们所遭遇的日常现实往往比小说电影更精彩。一篇关于毒贩行踪的纪实报道，胜过一本虚构的侦探小说。把一起凶杀案的千头万绪理清楚了，差不多就等于完成了一部悬疑推理小说的构思。格瓦拉的记述是引人入胜的，因为他如同四百年前的西班牙征服者一样穿行在人迹罕至的南美山林里，遇见我们平日里闻所未闻的鸟兽草木；因为他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带我们亲历以寡敌众的武装斗争，而这样的斗争看起来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当遥远。

　　玻利维亚的游击战离拉美文学史上的大“爆炸”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是紧密相连的。1960年代是全球革命的年代，也是拉美新小说异军突起的年代。那批令西方文学界刮目相看的拉美青年小说家，几乎全体一致地支持古巴革命，展望一场从古巴蔓延到整个拉美大陆的革命解放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起先与几乎是单枪匹马前往美洲腹地搞革命的切·格瓦拉是一致的。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从1966年11月记到1967年10月，其间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首个版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架、热销、流传、加印……革命者的理想与作家的宏愿是相契合的：让“新人”出现，让这块殖民大陆上的苦难人民获得解放。在游击战争中最艰难的时刻，队伍几乎是在节节败退，军心已有动摇，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这场斗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脱胎换骨转变成革命者的机遇，而革命者是人类最高的一个层次，这场斗争也能使我们升华为一个完人；如果有人无法达到上述的任何一个境界，现在就应该坦言并离开这场斗争。”马尔克斯在马孔多故事的最后让那个不可救药的家族彻底消失，不正是在呼唤新人的出现吗？要结束奴役和愚昧，要为生活赋予新的意义，开创一个更好的新世界，作家是用文字，而革命者则是采取真枪实弹的行动。

　　理想主义情怀与实干精神兼具，切·格瓦拉被很多人看成是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与甘地、特蕾莎修女这样的圣贤一同照亮这个越来越缺乏本真和激情的浑噩世界。人们在格瓦拉留下的文字中找到他与那个虚构的西班牙骑士相认同的证据，比如1965年，在辞去古巴政府的一切官职、准备踏上新的革命征程时，格瓦拉给父母去信说：“我的脚跟又一次感觉到了罗西南德的肋骨，我手持盾牌，重新上路。”罗西南德就是堂吉诃德的坐骑。与吉诃德一样，格瓦拉在征途中碰见的多是不肯合作的当地人，宏伟的理想处处碰壁。他在玻利维亚组织游击队，本是希冀着能以星星之火点燃整个高原，吸纳越来越多的当地贫农加入反抗政府军的斗争，然而游击队并没有如他所愿般发展壮大。尽管按照他的记述，游击队作风端正，鲜有欺侮百姓、抢掠平民的事故发生，他们还是很难取得当地人的信任。在他牺牲前两个月的一天，他记到，队伍“沿路穿过了一个居民区，人们一见我们就惊恐万状”。而在前一天的日记中，他提到给队伍带队的一个贫农，“他一家都患上了这一地区出了名的恐惧症”。当地人既怕政府军，也怕游击队，并不像革命者当初设想的那样已到了被压迫得走投无路只有揭竿而起的地步。如何招募新兵成了格瓦拉生前最后几个月中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吉诃德好发表长篇大论，格瓦拉也是出色的演说家，根据他的日记，他经常找个别队员谈心，在重大纪念日召集大家发表讲话，发挥精神领袖的作用。尽管没有音像记录，我们不能知道他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在作为日记附录的以“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的名义发表的五篇公报中，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出一个义愤填膺、慷慨陈词的革命斗士形象的。如果说堂吉诃德是滑稽可笑的，读来如观赏喜剧的话，那么格瓦拉的日记则如同英雄悲歌，记录了一次壮烈的行军、一场失败的征服。侠骨之中也有柔情。堂吉诃德的柔情是抽象的，凝聚在一个他想象出来的淑女形象——杜尔西内娅身上，格瓦拉的柔情则是赋予在具体的人身上的，虽则仅仅是点到而已：他会间或在某天日记的开头写上一个名字，或是某个家人：父母、妻子，还有他的大大小小的子女，或是某一位亲密战友，表示这一天是他或她的生日。对远在古巴和阿根廷的家人，他会因疏于照顾而内疚吗？我们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