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张静江在上海，正在想方设法为国民党筹集北伐的经费。蒋介石先后多次把他叫到广州，向其密告党内一切，灌输“联俄、联共”是不切实际的思想，以期先入为主，为自己撑腰。张静江应蒋介石之邀，多次南下广州，每次蒋介石都给他洗脑子，历数来自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方面的破坏活动，证明国民党面临的危险。老张见他说得头头是道，但也拿不出办法，因为张静江的社会基础都在江浙和上海方面，广东一地，他鞭长莫及。何况，联俄联共是孙中山生前定下的基本路线，不是谁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

　　在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决定挥师北伐。那时虽然蒋介石主持的黄埔军校力量日益壮大，但是周围的环境仍旧对他很不利，一方面他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等矛盾日益加深，同时，他在国民党内部也树敌很多，甚至国母宋庆龄也看不惯他，认为他在党内搞独裁。蒋介石担心的是，他的部队一旦北上以后，广东的后方基地乏人照看，弄不好就会后院起火。他不能顾了一头而丢了广东这个国民革命的根据地。想来想去，只有老张靠得住，于是电请张静江火速南下，帮他主持一切。

　　1926年3月下旬，蒋介石再次要张静江前来救场。这次不是吹风和务虚，而是一次与共产党的公开较量。经过事先的密议，他们在国民党一次高级会议上抛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目的是要把共产党“清理”出国民党。并且在3月19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张静江被选举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又由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立刻挥师北伐。这样一来，他们一个管党务，一个抓枪杆子，国民党的天下就基本掌握在他们哥儿俩手里了。

　　在蒋介石率兵北伐时，张静江以国民党代主席的身份坐镇广州，大大加强了蒋介石的政治力量。张静江一坐镇广州，形势果真发生了变化。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他性情率真，敢说敢干，他看不顺眼时，把鲍罗廷也叫到家里来教训一通。他积极扶植他的盟兄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启用他当组织部长，先后把要害部门的领导权，统统抓到国民党手中，逐步排挤掉那些“跨党分子”（既加入国民党又加入共产党者），此所谓“整顿党务”。

　　当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打下了南昌，军事上大局看好的情况下，蒋介石又着手作长远打算了。他知道眼下虽然还没打到长江边，但迟早要打到江浙和上海去的，那时，他需要大量的钞票对付军饷这个老难题，这就势必要与江浙财阀打交道。而打通江浙财阀的大门，又非张静江不可，因为他有很多亲戚朋友掌管着那些银行的大权。于是，在北伐军还没打到武汉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经决议，设立浙江临时政治局会议，任命张静江为主席。目的很清楚，蒋介石派他的用场，一定要派足。通过张静江的一系列活动，才有了后来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东莱银行等的“来归”和“报效”，这么一来，北伐军才有了充足的军饷。

    蒋介石摇身一变做股票

　　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北伐战争之前，蒋介石有一段在外人看来颇好笑的证券交易所生涯，他从一个职业军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十里洋场上的投机者。这个角色的转换，也与张静江有着极大的关系。

　　1920年11月，上海成立了股票交易所（全称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张静江的弟弟张澹如参加了这个交易所的创办，最初经纪人只有五十五人。张静江觉得这是个动脑筋赚钞票的好机会，只要对行情摸得准、抓得住、善于经营，就能赚钱，甚至能做无本生意，于是他联络了亲朋好友组成了“恒泰号”经纪人字号，加入了交易所。“恒泰号”的经纪人就是张静江的那个本家侄子张秉三。

　　关于“恒泰号”的具体情况，近几年上海市档案馆编印的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　一书刊出了一些原始文件。同时，张秉三的一位老朋友陆丹林，在1949年以后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里，也谈到了当年其中诸位股东的事情，从中可见种种奥秘，亦可见张静江对于蒋介石经济上的照应。不妨录之于下：

　　1952年春天，有一天我到前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恒泰号经理张秉三家聊天，扯到蒋介石当年做交易所抢帽子的事。张即在书箱里捡出他们当年合伙组织恒泰号的合同原件给我看。我觉得这文件就是蒋介石做交易所投机勾当的物证，就征得张的同意借了回来，把它摄了影，并保存了一份底片。

　　张、蒋、陈、戴等人合伙经营的恒泰号的营业范围，表面上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为限。资本总额银币三万五千元，每股一千元，分为三十五股。股东十七人，多不用真名。股东各所占的股份是：吴儁记一股，吴子记三股，吴吉记一股，孙棣记二股，王慎记一股，王朴记一股，蒋伟记四股，小恒记二股，吟香记一股，陈明记一股，邱成记一股，刘俨记三股，朱守记一股，张弁记一股，张静记五股，张莹记三股，张秉记四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