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雷巴斯认为斯大林的出现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对此，他说了句富含哲理的话：“历史上常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但延续千年的偶然就是不可能的了。”非偶然性决定了斯大林一定要为争夺资源而斗争，一定要以动员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定要让社会自我牺牲地为苏联效劳，在斯大林的“上帝的爱和仁慈”中生存。在这三者之中，动员式的制度是苏联体制的核心，自我牺牲地为苏联效劳是统治意识，而为争夺资源、赶超西方而斗争则是目的。在雷巴斯看来，俄国的精英只要是违反了这一机制，他就要垮台，国家也将遭殃。雷巴斯说：“20世纪初，在俄罗斯历史上，执政当局首次开始尝试由动员到民主的发展机制的转变，然而却导致了灾难。此时俄罗斯居民中不同群体文化和观念的矛盾就成了燃起内战和混乱之火。”

　　雷巴斯就是这样评述十月革命的，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历史进程中存在的两个集团。雷巴斯说：“布尔什维克出现在了事件的中心，因为他们是最坚定的力量。在这个力量的中心有两个集团：列宁集团和斯大林集团。前者依靠的是侨民，后者依靠的是国家的组织工作者。”换句话说，在雷巴斯的描述中，列宁是一个脱离俄国国内实际情况、紧紧依靠侨民的思想家，而斯大林才是真正了解国情并拥有真正革命者支持的实践家。雷巴斯的这种划分实际上要说明的是，斯大林才是十月革命的真正领导人，斯大林的作用不仅凌驾于列宁之上，而且是其他布尔什维克无法超越的。雷巴斯认为，十月革命前后唯一没有失算，没有犯错误的人就是斯大林。

　　正是这个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成了“党的‘将军’”，“俄罗斯国家在苏联旗帜下再生了。斯大林成为再生的领导人。他重建了类似古希腊模式的国家（政权和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实行独裁统治）。”在这个国家里，斯大林必须采用动员的办法来进行专制管理并发展经济。

　　由于俄国是个农村人口占85%的农业国家，因此斯大林的动员制度首先就是针对农民的。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征集制到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国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就是对农民进行动员的全部进程。雷巴斯认为，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群体，“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们既与红军，也与白军作战，只要他们能让他们安静生活就行。至于说什么工业化，他们连听都不原意听。”所以，雷巴斯认为，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是进行的“第三次革命”，是要“按照美国大的谷物工厂的模式将农业转到工业的基础上来”。此外，新经济政策并未能提供发展的资金，党的中下层领导的办事作风和贪污腐败令农民不满意，这是决定实行集体化的原因。“斯大林集团的决定重创了俄国生活的传统结构，但是不执行集体化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计划上都绝对是不行的。”

　　雷巴斯在书中肯定了集体化的进程，但他同时也承认，集体化“令整个俄国社会动荡，激起了统治精英、军人和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可是，他仍然坚持一种意见：“如果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是另外一些人，比如，尼古拉·布哈林，那位主张农村渐进（斯托雷平式）发展的人，那多半也是要使国家垮台的。”

　　对于与集体化相并行的工业化，人们经常提到当时利用囚犯劳动力的问题。而雷巴斯对此是这么描述的：“如果不从道德的角度去深究，那么由这些犯人所修建的运河、铁路、水电站、港口、工厂、矿场、矿井、油田可以比作俄国北极开垦拓荒的新阶段。这种开拓类似于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创建‘北方的底比斯’时那样：修道院的拓荒建立了北罗斯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空间，因为不具备完成既定任务所必要的资源，其过程是极为艰辛的。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体系中就反映出了俄国几世纪以来‘与自然环境作斗争’的传统。”

　　世界性经济危机促使斯大林加强和加快了争夺世界资源的斗争。雷巴斯以很大的篇幅描述并渲染了斯大林和罗斯福及丘吉尔之间的争斗。雷巴斯说，在这场争斗中，谁都在欺骗人，而斯大林的骗术高人一等，这种精明的骗术都是为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卫国战争中，斯大林成了高于罗斯福、丘吉尔的战略家，为苏联争得了许多的资源。斯大林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因此，雷巴斯说：“莫斯科曾经充当过第三罗马。而现在它在世界性危机的背景下又成了‘红色罗马’。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在雷巴斯看来，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并不是斯大林的错误，而是将军们的差错。雷巴斯借用了民意来评述斯大林在战争初期的失利：“在俄罗斯人的历史意识中，6月22日根本不是斯大林失败的象征，而是与蒙古入侵一样的民族大悲剧的标志。就像没能防止国家受到更强大敌人侵略的古俄罗斯大公们一样，斯大林也没有被看成1941年所发生之事的唯一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