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中国艺术史》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新的考古材料，在写作过程或后来修订过程中，运用和补充考古新材料，这在从石器时代、夏商周到秦汉时期的几章中，尤为突出。如他记载1921年中国政府雇用安特生在华北寻找煤矿和石油，安特生在河南的一个叫仰韶的村落中发现了随葬精美的彩绘陶器的简单墓葬，并命名为“仰韶文化”，并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属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发掘的彩陶及建筑复原模型，均收录在该书中。在商周艺术的写作中，苏立文也大量运用考古新发现的材料，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认为商代安阳的青铜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金属工匠们以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都无法与之匹敌的高质量生产祭祀器具，这是数世纪发展的结晶。”苏立文对新出土的艺术品有极大的兴趣和敏感，如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和妇好墓中的玉人，西周晚期的石鼓文及大篆书法，湖北1978年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的大型青铜编钟，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人物帛画等，都一一写进这部艺术史中。该书虽然出自英国人之手，却对中国20世纪考古发现的新的艺术史料如玉器、陶器、青铜器、帛画、雕塑、甲骨文、石鼓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重点艺术史料都被网罗进来。

    这部《中国艺术史》的另一特点是，图片资料丰富。这些图片除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博物馆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英美各大学博物馆、市立博物馆，俄罗斯、德国、法国、瑞士、日本、韩国的有关博物馆，另有些图片来自个人收藏。这些图片有很高的艺术史价值。如韩国国家博物馆藏朝鲜平壤附近出土的乐浪汉墓中产自四川的彩箧，绘制了94个古代圣贤及孝子人物形象，对汉代人物画是重要的资料；藏于大英博物馆由斯坦因收藏的唐代敦煌丝质幡帜绘画《佛陀削发图》；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收藏的刊印于1108年的木刻插图《秘藏诠》；现藏于美国堪斯城纳尔逊——阿金斯美术馆的明代沈周的山水画《仙境归来图册》；以及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的清代云锦龙袍；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所藏乾隆瓷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张大千的巨幅山水画作品《庐山图》，还有不知藏地的图片，如丁聪1946年创作的漫画手卷彩墨纸本画《现实图》等。这些作品图片十分珍贵，既丰富了该书的内容，又使读者能从视觉上直观感受中国各个历史时代的精美作品，增加读者对中国艺术的审美感知和审美兴趣。

    该书言简意赅，既注意中国视觉艺术的广阔范围，包括瓷器、青铜器、书法、绘画、建筑、园林、雕塑、瓷器、漆器、丝织品、服装等各个艺术门类，都列入该书中，同时也在叙述中注重阐发作者独自的见解。如以往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绘画的立轴形式最早发现于唐代敦煌佛教幡帜，是随印度佛教传入，但苏立文根据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轪侯夫人及儿子的墓中出土的两件T型帛画，证明这种立轴的绘画形式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与印度无关。如在分析苏黎世李特伯格博物馆所藏龚贤《千岩万壑图》时，认为此画寂寥、铁窗式的山水形象呈现出一片死寂，似乎毫无活物，表现故国山水遭受满人蹂躏和自身无处可藏的绝望心情。在分析“清四王”之一的王原祁的画作时，认为他将岩石和山峰分割之后再重新组装，“就像立体主义画家做的一样”“是画家理念的半抽象创作”。这些见解独特而深刻，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绘画史上的画家与作品。

    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还列专章介绍20世纪中国艺术。苏立文是最早有意识收藏和研究中国现代艺术的西方学者。苏立文是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艺术的第一人。此书从石器时代一直写到20世纪末，组成一幅壮阔的中国艺术史瑰丽画卷，对于中国艺术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艺术作出了突出贡献，一定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她将会引领更多的中外读者步入中国艺术史的绚烂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