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无论趋势性问题还是周期性问题，都是事在人为。中国经济增长还是有巨大的潜力，最大的潜力是我们的市场规模。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工业化、城市化时具有这么大的市场。200 年前英国工业化的时候，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 多一点；100 年前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8% 。我们的人口占世界20%，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过去我们利用了这个市场优势，但是利用得不充分。如何挖掘中国国内市场，是未来发展的关键点。如果利用得好，我们仍然会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

　　核心问题是，开发国内市场靠什么？不是靠政府政策。靠政府刺激内需，我觉得完全是误导，甚至根本是错误的。开发市场靠谁？靠企业家！只有企业家精神才能使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得到真正的开发。

　　市场有广度和深度之分。市场的广度取决于人口规模，市场的深度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中国企业家过去主要关注市场的广度，我认为未来市场的深度更重要。人口大国市场广度很大，也可能使企业家不注意开发市场的深度，也就是做大每一个产品的附加值。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仍然大大束缚着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仍然非常恶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这些因素不仅阻碍着企业家创造力的发挥，而且诱使一些企业家偏离企业家的本分，热衷于从事寻租和非生产性活动，由此带来了严重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也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许多企业家做的仍然是套利活动，而不是创新活动，这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本书的价值

　　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政府加大改革的力度，建立起能有效保护自由和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也需要中国企业家队伍自身素质的提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内容非常贴合当下的中国。本书是写给学者和政府官员的，也是写给企业家的。本书不仅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论述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从微观层次详尽分析了企业家的功能和素质。中国企业家的“创新”仍然停留在模仿型创新阶段。在我看来，如何从简单的套利者（商人）和模仿者转变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者，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本书也告诉我们，商学院虽然可以提高企业家的管理知识，但商学院不可能培养出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是根本不同的两类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有关企业家与政府关系的讨论对我们理解当下政府产业政策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简单地说，政府制定很多产业政策，靠这些产业政策来引领未来的创新，是错误的。因为，产业政策隐含的一个假设是，政府官员或者科学家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这个假设肯定不对。如果这种假设是对的，就不会存在企业家。真正理解企业家功能和素质的人，不可能赞成政府的产业政策。

　　就产业发展的走向而言，能对未来做出最好判断的是企业家，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专家学者。企业家任何时候都不要跟着政府产业政策投资。或许符合产业政策的投资可以拿到政策补贴，你以为你赚钱了，但最后可能死在这里。真正的企业家，尤其你想变成伟大的企业家，一定是要别人跟着你，而不是你跟着别人。

　　本次再版时，我们恢复了第五章初版中被删除的内容。这样，第五章第二节的标题也恢复为“企业家与所有制”。此外，本次再版时将初版中的“商品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同志”改为“人士”。

　　在结束这篇代序之际，我本人，并代表我的合作者和好友盛斌，要感谢本书原责任编辑贾宝兰女士。25 年前，她的耐心和敬业精神让我们感动不已，她杰出的编辑能力使本书增色不少，由此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还要感谢《读书》杂志原主编王焱先生，正是他的鼓励使我们当初有了撰写这本书的勇气，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他不少指点。尽管我们在第二版的序言里已对他们二位表达了我们的感激之情，但这里对他们再次表示感谢绝非多余，因为优秀的编辑能使作者受益终身，对初出茅庐的作者尤其如此。

　　本版责任编辑李文青女士为这次再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感谢。

　　                                                             张维迎

　　                                                  2013 年12 月2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