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张军先生远赴美利坚，躲进哈佛，把自己这些年对企业家精神的心得著成这本小册子。这本书是一本经济学随笔，没有复杂高深的数学推理，字里行间处处闪烁着睿智；行文运笔自然流畅却又不乏诙谐幽默。就这样，张军先生把自己的想法、心得向我们娓娓道来，语调轻松活泼，主题却严肃深刻。我喜欢这本书。
    就像在牛顿之前，对苹果为什么会掉到地上而不是掉往天空没人真正思考过一样；在阅读张军先生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想过企业家需要企业的问题。这是经济生活中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它太普通了，以至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企业需要企业家。但恰恰是在这个小问题中，张军先生解读了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和民间力量。
    他说，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作为稀缺的资源，它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所拥有的自然禀赋，这种自然禀赋可能是对未来市场的一种预见，也可能是永久潜藏的创业冲动，总之，与其他资源相比，它是一种更难以被发现和捕捉到的东西。企业家不是通过市场来选择的，市场无法甄别企业家和企业家才能，成为企业家是企业家自己甄别自己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企业家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有一种毛遂自荐的味道。政府要做的，是安排一个好制度，让那些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自愿走上厂长经理的岗位。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只有无数个微不足道的同质的厂商，我们看不到有创意的个人；产业组织理论考察了厂商的市场权力和企业的定价模式，这时候，企业是活的，但企业家至多只能是一台计算机，有一种“木乃伊归来”的味道；承前启后的经济学家应该算罗纳得·科斯，他的交易成本理论揭示了企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结，这为研究企业的本质问题叫了声“芝麻开门”；经济理论的道路终于开辟到了信息经济学的门前，终于有活生生的人进入了经济研究的视野。但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怎样监督，又怎样激励呢？循着经济科学研究的这个轨迹，我们似乎越来越接近那个圣地：那个潜藏着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地方。这正是张军先生在这本书中讲述的最精彩的故事。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创新能更好地使企业家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呢？那就是金融制度。张军在书中说，创办自己的企业是企业家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标志，而创办企业的前提条件是能融通资金。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财富的积累来创业，但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若完全依赖个人财富的缓慢积累将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意味着一个具有企业
    家才能的人，通过使用别人的或者社会的资金来创造财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金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不仅仅是因为他能为潜在的企业家提供资金，更重要是它还能遴选出真正的企业家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制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多么地相关，它直接关系着企业家群体的形成，这个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一部分。由此来反观中国的企业改革，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国家控制着金融资源的分配，我们配置资源的方式不是根据企业家才能而是企业性质，不是根据企业活力而是企业大小，我们更没有通过创新金融制度来降低企业家创业的门槛。总之，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地甄别和遴选企业家才能的金融制度。这是张军先生给予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启示。
    那怎样才能拥有这样的一种金融制度呢？是不是应该由国家设计或引进一套完善的制度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似乎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需要一个完善的制度和规范的市场，才能让经济和社会步入完全增长的轨道。但张军出乎意料地认为，这不可能，也不必。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愈完美的制度可能也意味着愈高的执行成本。总有一部分经济活动将在制度外进行，而这一部分经济可能是最有活力的，因为在制度内的企业已经获得了制度带来的利益，它们惟一能做的是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有体制外的企业，才在体制的边界活动，寻找制度的空隙，从而有可能创新制度，获取潜在的利润。对于一个本身就是动态的经济来说，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因为经济结构变迁本身就是经济增长所要实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张军认为，制度上的“落后”可能同时是一种机会和优势，因为它恰恰有利于民间力量的增长。这与市场上流行的观点非常地不同，但却更能发人深省。按照这个理论逻辑，中国目前的一些经济问题不是制度不健全，而是制度太完善。这些大量移植的完善的制度并不吻合中国国情，无法激励人们去执行和遵守，徒然地增加了执行成本，它带来的收益是负的。制度的形成应该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是市场力量博弈的结果，它本身需要时间与经济互动，从经济中吸取养料，才对经济具有推动力。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保持了年均9％左右的增长。尽管中国经济改革的策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正是政府所忽略的民间力量的成长，支撑着官方经济改革中下滑的颓势，并通过自身不断的制度创新，成为中国越来越有活力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