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处是处理日常党务的机关。1922年8月，俄共第十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设立由委员五人至七人组成的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设立由中央委员三人组成的书记处（这三个中央委员经常在书记处工作）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的工作。”这时候虽然已经有“总书记”的设置，但党章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职务。1923年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结束语中称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这时候“总书记”的头衔还不突出，只是书记处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不过具体到斯大林身上，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他在党内担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在政府内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他所拥有的权力太大了，这种情况在当时的领导人中间是绝无仅有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对斯大林兼职，问题实际上正是担心一个人拥有过大过多的权力。

　　列宁说过，“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

　　列宁的这段话给了斯大林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以后的党内分歧和争论中，所有的政治分歧立即通过组织系统予以解决，大量的反对派成员或与斯大林有不同意见的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甚至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集中全力抓组织人事大权，并在制度上控制这一领域。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十一大时人数为七百零五人，而三个月之后，到1922年7月已达八百九十二人。人员的增加是由于书记处下属部门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分管的工作范围扩大的结果，书记处已经开始从日常党务工作、技术性工作向政治性工作方向发展。

　　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高级职务名册，建立高级职务的任命制，从而掌握了调动和任命党和政府中高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国内大大小小事件的信息。没多久，总书记还控制了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依据“职务名册制度”，培养了一批“在册权贵”，成为斯大林的“宝剑骑士团”。

　　斯大林的“无限权力”加上他的行为粗暴，热衷于行政手段，使列宁非常担心他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害怕由此引发党的分裂，为此，他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明确建议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由另一个人来担任。

　　斯大林长期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但是有很长时间并没有实际履行自己的职责。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给越飞的信中指出，斯大林“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五十卷第169页）。这讲的是国内战争期间斯大林实际上从事的是各种各样其他工作，如征粮等等，而没有做这两个部的工作。国内战争结束后，斯大林能在这两个部履职了，但是列宁对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评价非常低。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糕的机关了……”（同上书，第四十三卷第381页）至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工作，在成立苏联的时候斯大林提出的“自治化”方案遭到列宁的坚决反对，仅此一项就非常说明问题了。

　　本来由谁提名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因为第一，那时候总书记还不是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仅仅是书记处的头，是负责党务的。其次，就算是列宁提名的，但是此后不久列宁对斯大林做出了最后的评价，并且是负面的评价。

　　这就说明，在提名上做文章并不能改变列宁对斯大林的最终评价。但是由于苏联过去一直宣传是列宁提名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而对此后列宁给予斯大林的一系列负面评价讳莫如深，广大群众以至高级官员都不知道列宁后来曾要求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甚至提出同斯大林断绝关系的问题，这就赋予斯大林以列宁当然继承者的合法身份，这样提名问题就成为值得深究的问题。事实上，列宁在最后时日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不是什么“提名”所能挽回的了。对铁杆斯大林主义者莫洛托夫来说，继续强调所谓列宁提名的说法，并不令人惊异，不过在有关列宁最后时日的档案资料已经公布的情况下，再说什么斯大林是列宁指定的接班人，是列宁的最亲密战友和学生，已经显得有点可笑。

　　谢伟思和雷巴斯这两位传记作者不加辨别地根据口述历史作出判断，不免有轻率之嫌，作为历史学者是不应当轻信此类孤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