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如何逃过责任拷问？

    《反抗“平庸之恶”》一书，收入了汉娜·阿伦特多篇反思道德哲学、现实行为与责任的文章。她之所以能够认识到平庸之恶无须植根于任何意识形态（自然，一个扭曲的意识形态框架将加倍放大她所说的“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是因为不仅看到了纳粹德国、前苏联的种种恶行，而且还惊愕于美国1960年代的种族歧视及发起越南战争——这些恶行和不义行动成为可能，都与相当普遍的平庸之恶有关，作恶者自上而下都沿用着艾希曼的逻辑“我只是在工作”、“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旁观者则表现得事不关己。大家都在逃避思考，每个人都在试图逃避责任，这种逃避直到成为受害者为止。

    二战后，德国和以色列等国都一直致力于清算审判纳粹罪行，从盟军主持的纽伦堡审判再到1960年代以及再往后的一些追诉审判，针对对象多为艾希曼等纳粹德国高级官员以及原党卫军成员。德国民众，包括那些战争中扮演过“积极”角色的人，是这些审判的旁观者，并没有多少人为过去的“积极”表现忏悔，更别说因为过去旁观罪恶承担责任。如前述，我国文革之后，亲历者们的表现同样如此。将视野扩大一些，美国9?11袭击后，颇多美国人发表过对中东族裔、伊斯兰教信众的过激排斥言论，迄今也没有多少人宣称收回言论并致歉；同样，近年来的网络上，一个又一个版本的谣言传播，有关地域冲突、民族矛盾等等，还是没人因为传谣而愧疚。

    一种说法是，人们在得不到民主权利特别是公共参与权利和渠道的时候（独裁统治之下或身处政治虚伪的年代），便不需要也没义务作出负责任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在某种高压环境下，“所有公共事务，文化、艺术或者学术，以及所有组织、福利和社会服务，甚至体育和娱乐”，都受到控制和钳制，所以积极而负责任的参与被认为是不太可能的过高要求。真是这样吗？汉娜·阿伦特在书中界定了许多人试图逃脱的集体责任，对上述说法给予了驳斥。

    还有一种说法，是用来给具体参与作恶，但程度颇轻或时间不长或自称消极履职的人提供的卸责辩护，即“小恶”不算恶。通常情况下，辩护者会拿“大恶”说事，强调“小恶”是无法避免，当事人对事态无能为力的。汉娜?阿伦特对这样的辩护逻辑予以痛击，指出“适应真正的恶时……（就被）有意利用了他们对小恶的认可”。从而，一个又一个小恶，组合起来，层层相扣、严丝合缝，组成了大恶。

    遏制平庸之恶是可能的吗？

    德国近代以来（1860年代完成统一之后），确实保留了相当的专制残留，但在魏玛共和国解体前夕，仍然有极其浓郁的人文道德规范，却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纳粹国度，长时期将普遍道德实践降低到负值；而在战后，又恢复到战前水准。汉娜·阿伦特借此指出，道德规范和标准是脆弱的，不足以遏制平庸之恶和极端之恶。“既然人们发现与那些使他们目瞪口呆、难以名状的东西相处是困难的，他们就经常屈从于那种明显的诱惑”。

    法律可以遏制平庸之恶吗？非常困难，司法机构本身也是“社会的、政治的或职业的庞大而昏聩的官僚机器”，很难及时高效并确切的完成责任判断。平庸之恶植根于道德、法律、一般制度三者边缘，主要归于道德领域，妨碍道德准则的通畅运行。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没有人愿意成为邪恶的”，但人生活在一个由守法公民组成的社会中，必须以某种自我鄙视来服从法律在内的各项准则，不免撒谎：对社会撒谎，对自己撒谎。道德、道德人格都具有复杂性，除非人自己“对于他可以允许自己做的事情（形成）……一些限制，这些限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他的，而是自我产生的”，比如移情能力；当然，正如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所揭示出的，在有人示范实践牺牲性的道德准则时，部分人可能选择跟随。

    汉娜·阿伦特也承认，基于道德的阻止作恶的前提条件，“不与自己相矛盾，即使这意味着与整个世界相矛盾”，是相当难以做到的。“不与自己相矛盾”，依赖于自我内心对善恶、良心、责任的思考，思考能力决定判断和行动能力。正如此书的编者导言所指出的，“由公正地判断——从尽可能多的不同观点考虑、处理意见——个别现象是否适于世界中显现而产生的那种回应能力，在行动领域把政治和道德紧密地连结起来”。

    平庸之恶，惟有独立人格之上的思考才可克服。而这，才是《反抗“平庸之恶”》所要告诫和警示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