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之一，她与西蒙娜·波伏娃、苏珊·桑塔格等一起被认为是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她的思想著作这些年也一直在国内出版。世纪文景在过去半年多内连续出版了她三部著作《反抗“平庸之恶”》、《共和的危机》和《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也连续举办多场关于其思想的讨论。昨天的思南读书会请来华师大政治学教授刘擎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念，在名为“阿伦特的失误？”的读书会中两位学者就阿伦特在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审判后提出的“平庸之恶”概念进行了讨论。

    阿伦特倡导公共生活

    昨天的思南读书会现场坐满读者，华师大政治学教授刘擎说，大家聚在一起参加读书会，也是一种“公共生活”，“在阿伦特的意义上，我们汇聚在一起，讨论、思考、辨识我们自己。”在刘擎教授看来，阿伦特对个体有一个很深刻的看法，也就是所谓个体性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实现，“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他们把沉思的生活放在政治生活更高的位置，西方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家施特劳斯也认为，沉思生活高于政治生活，而阿伦特反对这个东西，她认为所谓的公共生活，所谓行动的生活至少跟沉思生活一样高，甚至更高。通过公共生活才能实现人的个体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念认为，从思想立场来看，阿伦特既不属于古典主义，也不属于自由主义。关于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她有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她认为，公共生活是高级的。张念说，“阿伦特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政治生活代表着人的荣誉、尊严和生命的最高价值，这也是从亚里士多德来的。在古典主义里面是没有个人的。她心目当中‘人的处境’，分工作、劳动、积极生活，积极生活是人的生命的最高境界和最高层面。”

    艾希曼并非罪恶机器上的齿轮

    昨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艾希曼问题，也就是阿伦特后来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在书中她集中讨论“平庸之恶”的概念。去年上映的阿伦特传记片《汉娜·阿伦特》也主要聚焦于阿伦特参加犹太屠夫艾希曼审判以及之后的主题创作。50年前，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思考，在当今依然还有争议。刘擎教授引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的评论观点，“表面上，电影是关于寻找真相，但马克·里拉有一个批评性的看法，这个电影没有忠实于真相本身，而是忠实于自己。”

    汉娜·阿伦特的电影非常好地把握了她对世界的见解。“但自己的见解和这个世界的真相之间有时是有裂缝，或者说差别的。所以马克·里拉说，现在我们知道，阿伦特的观点、立场完全站不住脚，如果她还健在，并掌握了我们已掌握的资料，她会不得不承认，自己当时的看法是错误的。”刘擎说，根据最近十多年相关文献和研究，艾希曼并不是所谓罪恶机器上的齿轮。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对艾希曼的把握有几个层次，其中一个层次说，一个庞大机器上的部件如何发生作用是跟整个机器有关的。如果整个机器有问题，部件只是随着机器在运转，没有个别的责任。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每个部件都没有问题，那么机器的问题是从哪里出来的？”刘擎说，在马克·里拉看来，艾希曼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而是主动、积极、自觉地参与屠杀，而且影响了纳粹种族灭绝过程。现在的材料揭示了，艾希曼逃到阿根廷之后写了很长的回忆录，还接受同情纳粹的一个记者的长篇采访，艾希曼有大段这样的语句：为了我的血液、血统、人民，要消灭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而且他责备自己说，应该可以做得更多，他为没有能实现总体灭绝而自责。“所以艾希曼并不是‘平庸之恶’的表现，而是狂热积极参与的纳粹。”

    恶是可思的吗？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前半部分是阿伦特作为记者的报道。而引起争议被谩骂的则是结语部分的一系列提问。“第一个提问，这次审判艾希曼是一般的刑罪吗？纳粹杀人是一般意义上的刑罪吗？如果不是，法理主权框架下的法庭如何能审判这样的罪？”张念指出，这样的审判上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阿伦特去了法庭，她发现她的犹太同胞感情激昂，代表人类在宣判一种反人道罪，“阿伦特马上就警惕了，她说谁可以代表人类来审判另一个人是反人类罪，这句话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们都是世俗的人。”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结语部分引出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平庸”，阿伦特说如此平庸的一个人（指艾希曼），怎么定罪？“她在结论上说——服从即有罪。什么意思？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善良公民，当然要服从，守法是现代人的基本要求，但阿伦特说，你服从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但在艾希曼的心里面，他会认为他的元首是极权主义吗？”张念说，阿伦特提出了对极端罪恶该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我们现代政治不思考恶。恶如何思考？ 阿伦特她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难题，她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她是不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个不重要。因为阿伦特已经指出一个方向：如何思考恶。恶是可思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