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查出藏匿在阿根廷的原纳粹德国高级官员、犹太人集中营大屠杀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的下落，将之迷捕并运回以色列受审。经过审判，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在审判席上，艾希曼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他声称自己对犹太人并无仇恨，执行屠杀方案并提出旨在改善执行效率的操作建议，仅仅是在完成上级指派。这种说辞当然迎来了舆论界的猛烈抨击，认为是一派胡言，是在进行徒劳的抵赖，也最终没有被法庭采信。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或者说，直到今天，很多人在评价艾希曼这样的杀人魔头时还是会提出，那是坏到极致、有着嗜血魔性、深受扭曲意识形态左右的狂魔。

    很快就有人提出，艾希曼所为并不鲜见，他的罪行不容饶恕，但之所以会犯下如此惊人的罪行，不是因为艾希曼这个人特别有别于常人，而是普通人的“平庸之恶”在特定机制和环境下发挥到了极致。也就是说，没有艾希曼，仍然会有其他人去做屠戮犹太人的事。

    这番观点一经提出，就迎来了不绝的骂声，认为是在为纳粹狂魔开脱，或者说抹黑普罗大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1980年代陆续解密了斯大林时期的档案，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一步加速了历史档案解密过程，人们惊骇的看到古拉格等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历史记录，这背后除了政治强人、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责任，“平庸之恶”也逃不了干系。拉美20世纪后半期长期处于频繁政变和军人干政，进步人士阵营被多次清洗，拉美国家国内国民的“平庸之恶”容忍了政客和军人的施恶，美国国内的一大批自由市场理论经济学家更是对政治恐怖熟视无睹，甚至以为在专制的拉美找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绝世乐土。

    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平庸之恶”历史片段，当然是文革。那段历史中比较知名一点的作恶者，也普遍被视为病态化、受权欲和意识形态驱使的“非常人”，至于更多的常人，都在诉说自己是受害者。

    “平庸之恶”观点是对的，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汉娜·阿伦特成为了论辩的胜出者。但这番观点在流传中，也常常被人有意或无意予以误读。《反抗“平庸之恶”》再版推出，给了我们重新思考的宝贵机会。

    服从实验：平庸之恶为什么是可能的？

    在讨论《反抗“平庸之恶”》这本书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另一本书。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拉斯所著的《电醒人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介绍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做过的一项著名社会实验：服从实验。米尔格拉姆1933年出生在纽约的一个东欧犹太人家庭，他于1962年5月27日（艾希曼被处死后的5日前）在耶鲁社会心理学实验室通过实验证实，最普通的美国人，也就是有一定几率成为美国法庭的陪审员的美国普通公民，心智健全且对美国价值观没有任何明显逆反的普通人，在实验中会毫不犹豫地向无辜受害者施加痛苦甚至可能致命的电击。

    米尔格拉姆向参与实验的美国公民宣称，举行的是一个记忆实验，要求实验对象对答错题目的“演员”给予电击，强调电击不会带来太大痛苦。实验开始后，多名实验对象对随着电击强度不断增强，而导致的被惩罚对象发出的哀鸣表示出不忍，但在米尔格拉姆要求他们不得半途而废后，继续了下去。米尔格拉姆说，“那是一副令人困扰的景象，受害者拼命挣扎反抗，发出痛苦的哀号……但是他（实验对象）却一脸冷漠，像个机器人一样继续实验……（最后）满意自己正确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让美国人无法接受的结论出来了：即便是美国人（而不是二战中，以及二战前被纳粹长期洗脑的德国人），也有多数人会轻而易举地服从权威。《电醒人心》书中还写道，有实验对象“很显然不愿继续伤害学生，但是却无法将这种不情愿变成实际行动”。谁说这些实验对象、普通的美国人，在另一个环境下，不会变成艾希曼？谁又能保证今天的我们，在民主、权利、自由、宽容成为口头禅的同时，一定没有成为艾希曼的可能？

    当然，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也有部分实验对象没有坚持到最后，中途强行退出电击。《电醒人心》书中归纳了几点因素：实验对象产生了对受害者的移情；主持实验的人漠视实验对象提出的问题或抗议；有多名实验对象同时参与实验，且有人率先站出来提出异议或反抗。米尔格拉姆认为，“当个体想要站在权威的对立面时，如果他所在群体中有人支持他的反抗，那么他就会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