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年在广州作过一次名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潇洒而深刻地阐述文学与社会政治、时代风尚、作家个性间相互关系；八十年代的“莽汉”诗人、今日京城名馆子“天下盐”掌柜二毛则以《鲁迅与美食、文章及酒》一文勾勒出文豪的“北京美食地图”。在细细打量过类似鲁迅这样的十二位民国食客之后，他从容地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吃相”。

    《民国吃家》是二毛的第三本美食随笔。他的朋友、作家野夫在为他的这本新作所写的序言里这么说道，从《妈妈的柴火灶》到《民国吃家》，“仿佛他已经从江湖菜跃进到了公馆菜，变换的已不仅仅是菜谱，也不是添油加醋之类的技法，而是在深入历史的堂奥……辨寻历史新的解读门径。”

   “家厨”是关键词

    袁世凯、胡适、谭延闿、郁达夫、张爱玲……这些民国“吃货”的故事，到底描摹了一幅怎样的时代吃相？

    二毛一言以蔽之：“中国饮食的最高峰就在民国时代，原因一是传承二是融汇。所谓‘民国’，概而言之就是两个字，即自由，不管是交融的自由还是烹饪的自由，当然这里离不开清朝的积淀。从康熙乾隆到慈禧太后，宫廷与民间的交流、满汉的交融，富裕江南通过长江水路逐渐实现的南北交融，尤其到了民国以后交通逐渐发达，这种交流比以前更容易发生，当年官员到各地就任，基本上都会带家眷、家厨，往往官员去了某地，就会促进当地的地方菜与官员原籍地方菜的融合，很多菜系就是这样出现的。”

    家厨是二毛描述的民国吃相的重要关键词。“我所谓的吃相，它还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种吃相，笼统来说，它是整个民国时代吃的景象，这里面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家厨，比如说谭延闿的家厨，袁世凯的家厨，甚至他的姨太太也是家厨之一，经常给他搞很好吃的东西。可以说家厨是推动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民国的家厨式烹饪比现在的餐馆式烹饪要来得好得多，道理很简单，现在的餐馆式烹饪第一位的是生存、是追逐利润，而非追求美食。民国时期的吃相来得比较纯粹，不管是吃家，还是主人下面的师傅，都比较纯粹。以川菜的发展为例，就是靠很多外来人，包括总督、军阀、宫廷里出来的或者旧官僚……他们把川菜和其他菜式融合融合融合，最后推向一个高峰。现在没有合适的环境和土壤能够频频出现像鲁迅胡适这样的文化大师，同样没有土壤能够造就我们的烹饪大师。”

    收藏三千多册食谱

    二毛上世纪80年代是莽汉主义诗派代表诗人之一。“‘莽汉’就是草莽，实际上就是诗界最早的屌丝，以自嘲自讽的方式来打倒我们前面的一代二代诗人，或者说超越北岛顾城他们，强调以口语入诗，以男子汉的气概反阴阳怪气反低吟浅唱，现在我还一样写诗，我写饮食的诗歌其实跟莽汉时期的诗风还是有关系，包括口语和想象。”

    在《新周刊》的美食专栏里，二毛致力于解读袁枚的《随园食单》。“每一篇文章我都是以诗开头，虽然现在写得没有当年那么多，但我觉得自己是在以诗意，诗意化的东西在烹饪、在研究菜。”下半年，二毛会出一本诗集，“这是中国第一本以现代诗的方式来写饮食的，我算了一下，还是有个四五十首这类诗歌。”

    很多人不知道二毛原来是学数学的。“当年喜欢上数学也是因为想象，我读的是师范院校，在电大教了十年书，教过初中高中中专大学，在大学里，又教写作又教数学的不多。”二毛现在还是云南大学的客座教授，“教中国饮食文化，准备过两年开门课，《金瓶梅的菜与明朝的吃》，谈的其实就是晚明的吃相。”

    二十年前，二毛开始研究、收藏食谱，“收藏的第一份食谱就是《随园食单》，八十年代我就有两个版本的《随园食单》。这些旁人眼里枯燥乏味的食谱，我在里面却能看到深厚的文化，很美，就跟我写诗一样，他们都需要一种想象，里面有色彩，还有土地的气息、太阳的气息，食谱背后的人和情感。”

    他现在藏有三千多册食谱。“我有个界定，一定要是八十年代以前的，包括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的，除非绝好的，我基本上不收。我有多个清朝、民国版本。”先是收藏，慢慢就开始研究、借鉴、研发。他写《民国吃家》，就参考了很多民国的原版菜谱。店里的不少菜式也是他从这些食谱中钩沉融汇而成，“像胡适喜欢的酱爆鸭丁，我是从民国时期的菜谱里挖掘出来的，这道菜是宫廷出来的，但有时宫廷的菜其实也是民间传过去的，翻了很多版本，最后出来效果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