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商鞅对司法还有一个明白的、清晰的论述，《商君书·划策》就明确表示：“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意思是凡是国家的动乱都不是法律引起来的，下来一句是最重要的思想：凡是国家皆有法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制定一种法律使法律自己行动起来去制裁社会。法律不是机器，要靠人操作的，要靠政府所有各层级的官员执法的。

　　法律不能自动运行起来，法律必须靠人才能运行起来，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使法律自动运行，所谓立法者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使法律自动运行起来的境界和地步。所以国家要达到大治的境界只有法必明，令必行，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商鞅重视司法远远重于立法，当然这有一个大的前提，首先确立正确的、符合潮流的法制体系，然后司法才成为最重要的东西。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是不是法制时代，基础是看立法，但是现实的、最直接的条件一定是看司法。这也就是说司法不成熟，或者说国民意识不成熟，这个国家距离法制社会还比较远。

　　当下，我们在立法上可以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我们走向法制社会的路还有很长，就是因为我们的司法制度不成熟，因为我们国民的法制意识不成熟。在商鞅变法时代，商鞅对司法的意义就认识得很清楚了。如果我们简单地指控那个时代的法制状况，而不顾事实，那我们对秦是绝对的扭曲。

　　所以，秦在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地位我们用一句最确切的话来说，就是它创建了我们的统一文明，使我们的原生文明在秦帝国时代达到了最高峰，从而奠定了我们统一文明的根基，直到今天我们中国要往前走，秦帝国文明的光明仍然照耀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