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先生还说：“回到战国历史看，在当时的七个国家中，无论从文化还是经济看，秦国的文明程度比齐国、魏国都要落后的多，”并引用自己以前的话说：“地处西部的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之国，它以暴力与恐怖强国，又以暴力与恐怖灭了六国。”“秦国在文化上落后这一点是无须质疑的。它本身从弱小到强大，没有产生一个思想家，商鞅、吕不韦、韩非都不是秦国人”。“孙皓晖拿历史上落后战胜先进这样的例子来鼓吹暴力，就可以看出他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存在严重问题。”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当时的西部、西陲，并不是今天，甚至也不是汉以后的西部，而是今天渭河的上中游流域，大致包括甘肃的东部、陕西的中北部，当时这里土地肥沃，森林草原覆盖，水源充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有人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摇篮，著名的半坡遗址、马家窑遗址就在这里；其次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儒家思想文化源头的周文化，不但诞生在这里，而且随周武王、周成王灭商从这里扩张到中东部，董先生认为先进的齐和魏也是周的诸侯国，他总不会认为兴起于渭河流域的周灭商是落后战胜先进，是历史的倒退吧？最后要说明的是，强大与弱小不是天生的，而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经济方式造成。秦没有产生思想家，但它却是一个励精图治，走向法制，开放、包容的国家，商鞅、韩非、吕不韦不是秦国人，包括李斯、郑国，但他们却能为秦所用，这能证明秦落后、野蛮吗？商鞅、郑国、李斯这样子的经天纬地之材，为什么会被秦国重视，在秦国发挥出他们最大的才能，这不能说明它的制度先进吗？“秦，虎狼之国也”，六国这样评价它的扩张野心，并以合纵之策阻挡他的统一车轮，为什么没有挡住，只能以邓小平的名言回答：“落后就等于挨打”。
 
　　至于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历代的史学家、文学家皆有所论，暴政是主流的说法，重用了赵高，选错了接班人是一种说法，成功后的始皇帝骄傲自满，也是一种说法，但是对统一以后不久的政权来说，旧仇新怨、原来为对外战争所缓解的国内矛盾之总暴发，都是可以想见的。孙皓晖的理解和认识并不是空穴来风。就连司马迁也不无惋惜：“籍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旧）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祠，未当绝也”。总之一个新政权、新生事物之短命，不一定就是这个政权“反动”（用董先生之词义），“汉承秦制”以至于几千年就说明了它的制度文明有它的合理之处。岂能以地域和国家出身的“落后”、“野蛮”一言以蔽之、毙死，把复杂的历史因果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