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大秦帝国》是存在着严重的思想艺术缺陷的：其一是以论入史，以论文入文本，使作品有以形象图解观念的缺陷；其二是历史观念上有偏颇，对儒家代表人物及其伟大思想，救世动机贬斥过甚；其三虚构的白雪等美女、才女，名字不同，身份不同，但形象气质表面、单一，严重雷同。还可举出的例子是赢渠梁神农山寻墨子的情节，过于荒诞不经，确实有近代武侠小说俗套的影响。至于第一部所写的多国会盟伐秦的情节虚构，则完全是合理的。一是多国会盟、甚至联合匈奴伐秦之历史确实存在，就连《史记·秦本纪》也有记载，只是作者将之在时间上提前了；二是列国之间的吞并是诸侯国之间关系的常态，从来没有所谓的和平自守。即使没有秦的强大统一，其他国家中也会出现取周天子以代的统一者，因为这是民心之所向，历史的大趋势。但这并不是今天中国概念中的统一，诚如易中天教授所言：“显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国际社会之一员；传统意义上的‘天下’，却是整个世界。天下的产权是天的，治权则属于天子。天子是‘天之元子’，奉天承运，因天的授权而统治天下臣民。这个治权是遍及海内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易中天：《大同梦·强国梦与幸福梦》，2010年8月1日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录）。

    三、董健先生的论辩方法和风度是不可取的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分工愈来愈细的现代化社会，要求每一个文艺批评家、理论家、专家、学者对面对的每一个历史、现实课题都熟悉、贯通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却可以要求，面对《大秦帝国》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历史小说，以及对此段历史做了数十年研究的孙皓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历史文化观点，果真要与之商榷、辩驳，要进行历史文化批评，自己至少也应做一些相应的案头研究工作，才能以相应的知识、视野与之对话。在这一点何其芳先生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参与一些文学史案论争时，常常能沉下来，深入研究相关资料，然后拿出自己中肯而又有见解的观点。他在《红楼梦》研究、李煜词研究、《三国》、《水浒》研究，特别是他提出“典型共名”说，至今仍有意义。比起辩论对手来说，他是后知、后觉者，但以深厚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人性、人情为研究底蕴，以实事求是为人格支撑的他，其文章的说服力和美学价值都绝大于应阶级斗争之运而出道的李希凡。然而，从董健先生的文章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与何其芳先生迥然不同的另一番风景：
 
　　一是，既无视小说文本现实，又不研究作者观点的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即使秦文明、秦文化是中国文化、文明的源头是无知妄说，也是文化和学术观点的问题，怎么一下子就上升到“反启蒙、反现代、对抗和谐社会与以人为本的思潮和情结”？还拿中央领导关于“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说事，暗示作者反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谐社会。这中间的逻辑关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让人有论者的思想方法至今仍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感。即使否认秦始皇是残民的暴君和秦帝国是所谓封建专制主义的说法，也不能说孙皓晖反对今天渐成共识的普世价值。正是在《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一文中，孙用专门的章节探讨了“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是专制主义吗”的问题，其分歧也只是对西方“专制主义理论在中国适用性的”看法，对秦帝国政治制度实践的陈列与分析，要反驳它也得讲些道理吧，举一些相反的事实或对相同的事实有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分析吧，何以如此自信而武断！
 
　　其实，关于秦政权的性质及后世影响，在史学界从来也不乏不同观点的争论。一是秦政权是专制的，它的后世影响也是更为专制的；二是秦政权是中央集权制，只是后世才蜕变为专制。即使以往史学界认识一致，也应允许今天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唯西方学者马首是瞻和以中国以往学者的论辩为不易之论，都不是与时俱进，都不利思想文化创新。何况据笔者所知，围绕所谓中国改革和未来前途、道路，及所谓“中国模式”、“第三条道路”，中国学界、国外学界也是五花八门，各有见解，孙皓晖虽然以《大秦帝国》客观上、事实上参与其中，也不是很正常吗？何必无限上纲，陷人以不伦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