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在《大秦帝国》一书中，我们既看到了作者对孟子、荀子等儒家圣人批判性、讽刺性的描写——这让读过一些他们的伟大著作的笔者也难以接受，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于法家人物在执法过程中的冷酷、无情、血腥也并没有回避。评价秦嬴政，“焚书坑儒”是个绕不过去的千古话题，看来作者对现有权威性的史料和说法是有所怀疑的，他给了一个反六国复辟的说法，并以此观念艺术地还原了事件的过程，所坑的人和六国之书数量也大为减少。包括董健先生在内，人们可以对此表示自己的愤慨，但言之凿凿的是作者对史料、旧说法的质疑：坑了那么多人，至今并无田野考察证明；焚了那么多书，但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许多儒家经典仍然遗存于世。我们自己可以选择信，却无权要求所有的人都信。几千年了，不断有为秦始皇说好话的人，再多几个怀疑“焚书坑儒”的人，天能塌下来吗？秦始皇能活过来吗？没有秦始皇的时代，还是不断有书被焚，有儒被杀，这不是“榜样的力量”，而是制度与人性的必然，中国、外国历史上都有。以为把秦始皇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言论和著作就永远自由了。是多么可笑的书生的执拗！相反，就笔者的阅读体验来看，却宁愿相信孙皓晖的历史逻辑和人性逻辑。这究竟是一个旧制度崩溃，新体制、新政权艰难诞生的时代，无流血、无严刑峻法则不会有新制度、新秩序的诞生和巩固。这不是赞成还是反对暴力的道德观念之争，而是人性和人类社会已然和正然的现实。萨达姆巩固政权多用暴力，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消灭萨达姆政权和他本人，还是用了暴力，不管以什么名义，受害的都是大众百姓。“一将功成万骨枯”，百姓固然无权选择，就是政治家常常也得作出与个人意志相反的的选择。以为描写和肯定了历史上的暴力，就是肯定现实中的非正义暴力，就是嗜血成性的暴力主义者，不知从何说起！
 
　　与对历史，具体说就是秦与六国战争中所坚持的历史主义进步标准不同，《大秦帝国》令人感动的却是作者对大历史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感悟和悲悯，在这方面，孙皓晖无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有着鲜明而强烈的历史悲剧意识。无疑，这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君王、权臣、改革家、军事家、策士其个人命运无不以强大辉煌开始，以事业和生命的悲剧终。赵武灵王在位20多年，何其英武威烈，但却在最后因判事不明，被儿子领导的叛军围困数月，活活饿死；秦嬴政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是何其雄才大略，但被他赦免和重用的郑国却敢于当面指出其“大政有成，民生无本”的执政偏颇，直到病入沉疴却在接班人问题上犹豫不决，给奸人留下乱政亡秦的机会，就连自己怎么死的，也留下千年疑案。孙皓晖从来没有将包括秦孝公、商鞅、秦嬴政等推动历史进步、国家富强的人物完美化，写出了许多主要人物性格心理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性格决定命运”，在他们人生和事业的上升阶段，他们的心理人格缺陷被胜利、成功所遮蔽着，但一到历史的转折点，他们恶劣的个性和人格缺陷就突显出来，铸成个人命运和历史命运的大错。如导致嬴政事业半途而废的，正是他性格在刚毅、果决掩盖下的好冲动、小仁慈和好大喜功。在书中人格与命运密切关联的描写中，最令人震撼的是李斯。这位才华盖世、能力全面的关东士子，以一篇反潮流的《谏逐客令》而被秦王赏识，官运亨通，成为统一之后影响未来历史两千年的政治设计师。然而正是这个稀世之才却有着看主子眼色行事、私心过重的人格缺陷， 大将军王贲在临终前特意遗言嬴政：“此人翰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可是已经迟了，在始皇病逝之后，他竟出于私心与赵高密谋拥立了胡亥，使自己合族俱灭，在刑场上向儿子发出了“吾能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之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的名叹。仅从这里就可看出，《大秦帝国》的人性、人生深度和人文情怀。以历史文化观点的不同，而否认《大秦帝国》在复活历史现场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历史文学才能，并进而对作者的创作动机和人格素质加以怀疑，是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窄与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