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所列举的《大秦帝国》中种种颠覆性的历史文化观点，即所谓的孙皓晖向中国文学和史学投下的“深水炸弹”，正是以文学评论为主业的笔者的疑惑。对于自己疑惑和限于知识视野和思想水平难于搞明白的问题，我采取了肯定作者勇于“标新立异”、创立新说的精神，却对其观点“存疑”的态度，我以为这不是滑头或滑头主义，而是历史的归历史专家、文学的归文学评论的实事求是，是我的老实。但是，即使在当时，我也向从海南返西安的孙皓晖当面说了我的观点：不应该将亚圣孟子写成蒋干式的腐儒；中华文明的源头未必就只有一个，应该给“仁“礼”和“民为邦本”等周文明和儒家文明一席之地。
 
　　正是因为如此，我一直等待着史学界、思想文化界，对于孙皓晖的观点以与他相应的高度和视野的狙击。但是，等来的却是董健先生给我的失望。他甚至连《文学报》组织这场讨论的动机都怀疑起来，真让人想到原来“文革”的思想文化专制，却也其来有自。

    二、历史小说的观念虽然众说纷纭，但它的核心却是赋予历史人物以新的生命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人类生活乃是一个有机体，在它之中所有的成分都是互相包容相互解释的。因此对过去新的理解同时也就给与我们对未来新的展望，而这种展望反过来又成了推动理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动力。”不能轻蔑和冷淡历史，不是要人们对历史顶礼膜拜，而是要不懈地发现历史的新价值。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艺术家的历史发现不是要像历史学家那样去寻找新的历史史实，并依它作为依据重建一种历史解释，而是要在坚硬的历史后面，寻找并复活已经死去的人的思想、情感、精神。人，有生命力量的人，永远是一切艺术的出发点和归宿。《大秦帝国》的小说性正在这里，正如孙皓晖在创作中所感悟的：“史料所呈现出来的，是既定的格局，是已经风干了的种种骨骼。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复活历史的脚步，是复原人物的血肉”。（见《大秦帝国》第六部《帝国烽烟》跋：《无极之外复无极也》P43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小说的生命力与现实小说一样，都免不了想象和虚构。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被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兼具史、文两质，就是因为他不仅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而且常常将个人的情感和倾向渗透进语言文字中，免不了细节和场景的想象和虚构。连《史记》都如此，怎么可能用完全的真实——哪怕所谓本质真实来作为评价历史小说的依据。《三国演义》尽管有“七实三虚”的说法，但罗贯中笔下的奸臣曹操，已远不同于《三国志》中那个文武兼备、雄才大略的曹操，诸葛亮、周瑜等人也与历史记载相去甚远，何谓“七实”？
 
　　当然比起《三国演义》，人们对《大秦帝国》的要求可能不完全一样，因为学者化的孙皓晖赋予它了新的意义，这就是为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正本清源，为约定俗成的“暴秦”和“ 暴君”秦始皇翻案，为短命而亡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秦制、秦法叫屈，因此在基本的历史事实上人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他忠于历史，更何况作者也是以自己占有足够史料自诩的。然而至今为止，笔者仍然没有看到历史学界对《大秦帝国》所涉及的基本历史事实的质疑，除了个别细节和语言的“硬伤”之外，无论是李建军，还是董健先生都拿不出足以证明孙皓晖造假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