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三部曲并没有带我们走到这么远；它以第三代与大地之间的一种和解结束。王龙的一个孙子在西方受了教育，回到祖居的田庄上，应用他学到的知识，以改善农民们的劳动与生活条件。

    家族的其余成员则在新与旧的冲突中无根无基地生活着，赛珍珠在别的作品中描写了这些——大多是悲剧的基调。

    在这部长篇小说提出的众多问题中，一个最严肃最忧郁的问题是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从一开始，作家的感人力量就强烈地体现在这一点上。在这部史诗性作品的平静中经常可以感觉到。作品前部的一个插曲最深刻地表现了自古以来一个中国女人的价值。这个插曲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并且带有一丝幽默。这自然在这本书中是少见的。王龙在一个幸福的时刻，抱着年幼的、穿着漂亮衣裳的头生儿子，展望前途光明，踌躇满志，正要夸口，却又在突然的惶悚之中克制了自己。那儿，在广阔的天空下，他险些激怒那些看不见的鬼怪，把他们的不祥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他竭力把儿子藏到衣服底下，以避开鬼怪的威胁，并大声说道：“我们的孩子是个没人要的女孩，脸上还长着小麻子，多可怜呀!还不如死了好呢。”阿兰也参与了这幕喜剧，默认了——大概她什么都没有思索。

    实际上， 鬼怪无须费神去注意一个女婴。她的命运无论如何都是相当艰难的。赛珍珠的女性形象给人留下最强烈的印象。阿兰少言寡语，这就更有分量。她的一生就是用不多几笔但却是有力的线条勾画出来的。

    另一个颇为不同的人物形象是长篇小说《母亲》(1934)的主人公。作品中提到母亲时从来不用别的称呼，仿佛要表明，她的整个命运都体现在“母亲”这个词中。然而，她是有生动个性的，是一个强壮、勇敢、精力充沛的人物；大概属于比阿兰更现代的类型。没有阿兰的奴婢性格。丈夫不久就弃家出走了，但是她为 孩子努力撑持着这个家。整个故事以悲伤结束，但不是失败。母亲不可能被压垮，即使当她的小儿子被当作革命者砍头时也不，她不得不跑到一个生人的坟头上去哭，因为她的儿子没有坟。正好这时候一个孙子出世了，她再一次有了爱和献身的对象。

    母亲在赛珍珠的中国女性形象中是最完美的，这本书也是她最好的一部。但是在人物刻画和写作技巧方面，却以写她父母的两部传记《离乡背井》(1936) 和《奋斗的天使》(1936)成就最佳。这两本书应当说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作品；它们将流传后世，因为它们充满了生活。在这方面，画像所依据的人物原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读者很少对当代小说所提供的人物群像满怀感激之情，并且很容易忘记他们。这些人物没有什么好品德，作家竭力去贬低他们往往借助于坚持不懈的分析得出不可避免的结果。

    然而在这里，读者却遇到两个完美的人物，他们过着忘我无私的生活，摆脱了忧思与动摇。他们彼此很不相同，在一个严酷而冷漠的世界里，他们被共同的斗争结合到起，这一事实往往导致巨大的悲剧——但不是导致失败，他们甚至昂然挺立到最后。这两个故事中都有一种英雄主义精神。

    母亲凯丽勇敢热情，有天分，有诚恳的天性，在各种力量当中善于协调。她在悲愁和危险之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于生活条件的困苦，她失去了好几个孩子，在那动乱的岁月里，不时有可怕的死神威胁她。对于她来说，目睹她身边永无休止的苦难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她竭尽全力去减轻痛苦，那可不是一点点，没有什么力量足以担当这样一项任务。

    她甚至在内心经历了一场艰苦和连续的斗争。在她的内心倾向中，凭着她的天性，她需要比坚定的宗教信仰更多的东西。对她来说献身上帝是不够的，她还必须感到这种献身得到承认。但是，她恳求和祈祷这一点，而这一点的迹象却始终没有出现。她被迫坚持不懈的努力以找到上帝，以满足于没有神的帮助而努力保持虔诚。

    然而，她保持着精神上的健康，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尽管生活给她展示了那么多的可怖之处。她懂得鉴赏人世所呈现的美；她甚至保留着她的快乐和她的幽默。她就像发源于生命心脏的一股清泉。

    女儿以可贵和生动的清晰讲述着母亲的故事。传记在有关事件的过程方面是准确的，但是创造性的想象在各种插曲和描述人物的内心生活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没有杜撰歪曲，因为这种想象是直觉的、真实的。

    语言具有生动的自发性；它清晰流畅，洋溢着亲切和深情的幽默。不过，故事里有一个缺陷。女儿对母亲的挚爱使她不能公正地对待父亲。在父亲的家庭生活中，他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尖锐的，有时是痛苦的。作为一名传教士和基督的信士，他没有瑕疵，在许多方面甚至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本应独自生活一辈子，不受家庭义务的牵累——他几乎没有时间去注意这些义务。无论如仍，它仍比起他专心致志的职业来毕竟分量较轻。他对妻子帮助很少，在她传记里不能得到充分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