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波蒂的一生，不算多也不算少，整整60个春秋（1924年-1984年）。但是，他却只留下三四部不怎么长的长篇小说，以及约20个短篇小说。和另一些美国作家如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人一比，只能说是少得可怜。不过，我们可以庆幸的是，这不多的作品中，绝大部分都是精品，都带上了卡波蒂独特的印记，这是我最近重读《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一书时再次印证的一个事实。

    卡波蒂，是那种“风格化作家”：不同的篇章之间，总有什么东西是一脉相承的。字里行间，永远有一股子喜乐，但转眼间美丽就要陨落，常情就要迸裂。而促使这种危情发生，或许不过一根稻草的重压。卡波蒂最出彩的，是他的女角。这些女角，都是“圣母”一类的人物：希冀能普照众生，最后却常让人觉得在笑着流泪。最典型的，莫过于短篇小说《过生日的小孩》中那个小姑娘博比特“小姐”以及中篇小说《蒂凡尼的早餐》中鼎鼎大名的霍莉·戈莱特利小姐。“圣母”的世界，充斥着恶毒愤恨——仿佛恶毒的诞生，完全只因圣洁的存在太过明亮，非得调和一下不可；仿佛这圣洁，才是最大的恶——这是我认为卡波蒂所揭示的最残酷的真相。

    允许我牵强附会地说一句，这些女角，恐怕都是卡波蒂自身的映照：卡波蒂的一生，何尝不想普照众生，何尝不又恶毒又脆弱，到最后何尝不是笑着流泪，只顾沉迷于华丽然而颓败的生活中，终究是江郎才尽了。

    一般提到全集什么的，我们总觉得收录了作者早中晚三个阶段的所有作品，这部《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里的作品，大部分都写于卡波蒂早年的时光——后来，他是嫌短篇小说没啥意思——但我读这些短篇小说，时常赞叹其观察之精细，叙事之流畅，譬喻之巧妙。如果只能举一个例子，我会举《无头鹰》开头那段对七月城市的描写。

    卡波蒂曾对《巴黎评论》的采访者说：“据我所知，多写是唯一的利器。写作具有关于透视、影调的诸般法则，就像绘画或音乐一样。如果你生而知之，那很好。如果不是，那就要学习这些知识。然后将它们以适合你自己的法则重新编排。即便是我们那位最傲慢的乔伊斯，也是个超级工匠；他之所以能写《尤利西斯》，是因为他能写《都柏林人》。”是的，卡波蒂之所以能写出《蒂凡尼的早餐》《凶杀》一类的作品，是因为他先写了这些短篇小说啊。但是，卡波蒂即使如其所说写了很多，但收获的，却是不多的硕果，如何不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