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来就不是个喜爱阅读的国家，更遑论所谓的文学性小说了。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唯有两位杰出的小说家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名字——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杜鲁门·卡波蒂。而这两位作家之所以获得此等可疑的荣耀靠的又都不是他们真正杰出的作品。海明威——身材魁伟、蓄着大胡子、裂开嘴微笑——是通过《生活》、《观看》和《君子》杂志抵达大部分家庭的，手里要么拿着钓竿要么握着猎枪，再要么就是在一头即将被杀死的倒霉的西班牙公牛身旁。卡波蒂则是在出版了那部如实描述堪萨斯乡村一起灭门谋杀后，即刻成为众多电视脱口秀节目的明星的（以他那矮小身材和尖锐的嗓音）——一直到他因为沉溺于酒精和药物，变得只是他过去的一个浮肿的影子以后他仍旧能维持这样的令名。即便时至今日——在海明威于一九六一年开枪自杀、卡波蒂于一九八四年死于持续不断的自我糟蹋以后——他们最好的作品仍旧继续被一帮有理由对他们愤愤不平的批评家和读者严重地诋毁。然而，海明威为数众多简洁明了的短篇小说和至少三部长篇都近乎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散文作品，而卡波蒂留下来的不但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罪案记录，还有为数不少早期的虚构小说（三部小长篇和几个短篇）等待着赢得他早已获得的热切关注和恰如其分的赞美。

    卡波蒂的短篇小说尽数收集于此；创作的时间涵盖了他大半的创作生涯，直到《冷血杀手》那毁灭性的大获成功，当时是一九六五年，他才刚满四十岁。通过对那个引人入胜的犯罪故事出色的自我宣传攻略，卡波蒂不但登上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咖啡桌，而且登上了每一块电视屏幕，而后又进一步成功赢得社交界时髦人士以及永远吃不饱饭的时尚女王们的青睐，由此正式步入他早年徒然渴望却一直未得其门而入的上层社交圈子。

    不久他就宣布，他打算写一部就像马塞尔·普鲁斯特描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上层社会那样无情地检讨美国富人阶层的长篇巨著。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然而，有一个因素卡波蒂似乎从未加以讨论，甚或从未公开提出来过，对于他最终丧失他的洞察力（如果他原本曾拥有此洞察力的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普鲁斯特所描绘的是一个基于血缘的社会，是基于长达几个世纪的金钱、财产以及对他人的生命拥有生杀予夺的真实权力，从而在法国社会当中确立起无可撼动的显赫地位的那个阶层。而卡波蒂的那个社会却只是摇摇欲坠地建立在金融财富这个脆弱而且归根结底无关紧要的基础之上的；可以炫耀的唯有时髦的衣着、房屋和游艇，以及偶尔的肉体之美（女性通常都是美的，而男性却极少如此）。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所进行的任何长篇的虚构式研究，都极有可能会因其主题根本性的琐碎无聊而终于导致内部的崩塌。

    当他终于从几轮令人筋疲力尽的狂热社交和性爱活动中浮出水面，开始发表他这部长篇小说——连两百页都不到——的几个片段时，卡波蒂发现他自己一夜之间就几乎被他所有的富人朋友给抛弃了；他于是逃避到最伤身体的药物、滥饮和性交所构成的梦魇隧道当中。其间虽有过几次复原的努力，他的沉迷却唯有更为加深；当他在极端痛苦的精神状态下英年早逝之际，他留下来的只有他号称已经写了厚厚一沓手稿的伟大小说当中寥寥无几的数页。即便他当真写出了这厚厚的一沓，他也在死前亲手毁掉了（他最亲密的几位朋友都倾向于否认这部作品已经写出大部的可能性）。

    卡波蒂的人生竟然画出这样一条悲剧性的弧线，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去猜测其悲剧的成因，而我们对于卡波蒂早年生活的了解又向我们提供了几近完美的图表，因为任何弗洛伊德的学徒都确信灾难性的成年生活必然是悲惨的童年不可避免的产物。杰拉尔德·克拉克那部细致精心的卡波蒂传记所描绘出来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幅错位、孤独以及情感匮乏的童年、青年和成年早期的图景。幼年的杜鲁门实际上是被一个过于年轻又喜欢性爱冒险的母亲和一个粗鲁的父亲给完全抛弃了，他们把他扔到亚拉巴马的一个小镇，让他跟一屋子的未婚表亲们生活在一起（这些表亲和邻居至少为他提供了不少优秀短篇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