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人评选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不分古今，莫辨日外。结果第一名毫无悬念地是莎士比亚，第二名则让西方人吃了一惊：Somerset Maugham。毛姆在西方正典中没有位置，一不留神就划归到“二流作家”行列，精英们不一定喜欢他，嫌他不够沉重；普罗大众也不一定喜欢他，嫌他不够浅显；但是中间阶级的人士天然地喜欢他，喜欢他对人性的探索、对欲望的悲悯，同样是这类题材，茨威格往往写得泪如雨下，但是毛姆写来就颇为冷静，有一种英国式的冷幽默。中国人里喜欢毛姆的人也很多，最有名的当数张爱玲。熟悉毛姆的读者，读着读着张爱玲想起毛姆的，肯定不止周瘦鹃一人。不过毛姆不像张爱玲那么天才，全靠向壁虚构就可以胸有成竹。毛姆基本还属于老派的作者，除了读万卷书，尤重行万里路，在行路中认识人性的浩大、复杂和幽深，并且乐在其中。同时，毛姆也不像张爱玲那么虚无，他有自己的尺度，那是现在已经不再流行的绅士的尺度：勇气、荣誉、同情、自律、理想，在世风日下的现代社会，葆有最后的优雅和坚持。
　　 
　  《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是毛姆1919-1920年中国之行的产物，包括58篇原本可以写成小说的“素材”，此刻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译者唐建青指出毛姆与现实中国的“隔”，用曾经流行的术语，是“想象的异邦”，这倒是有点苛求了。走马观花也好，雾里看花也好，“观看”不可能是纯然“客观”的，但是只要观看了、并且是在踏实的行走间观看了，终究是值得肯定的。时年45岁的毛姆在冬季溯长江而上，旅行了1500英里，他显然是一个热情、好奇、能吃苦的旅行者——在污秽邋遢的小客栈，一个过路文人挥毫泼墨，而在梅花与小鸟的画面中，毛姆“领悟了永恒的真谛”；在寒风刺骨的夜晚，简陋的舱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但是毛姆却能感觉到“罗曼司”——一种无所从来的狂喜。山光水色、雾气云影、破败的村庄、喧闹的小镇，在写景状物的字里行间，跃然而出的是毛姆本人的赤子之心。旅行者不可避免要“猎奇”，所以毛姆也未能免俗地去鸦片烟馆体验生活，但是他总体的态度不是游客式的少见多怪，更不是殖民者的指手划脚，而是持守着旁观者的距离和清醒，于是在很多时候，“旁观者清”。一路上偶遇的人们，诸如穿着体面而笨拙地牵着一头小黑猪的老人，江边有条不紊地行着祭奠之礼的老妇，朝气蓬勃带着一只鹦鹉的小伙子，饱经沧桑目光坚定的蒙古人首领，虽不过是小幅白描，毛姆却都能写得趣味盎然、气韵生动。一路行来他接触最多的中国人是苦力，所以《驼兽》和《江中号子》等篇寄予了他深刻的人道主义同情。除此以外，他认真写中国人的有三篇：《内阁部长》刻画了一个腐败贪婪的官僚，但是在面对艺术品的时候，有一种“迷人的温情”；《戏剧学者》写一位“现代比较文学教授”，虽然有留学国外的背景，但是视野狭隘到令人发噱；《哲学家》写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作者发挥了写人性的特长，将一代鸿儒的故作高傲、自我标榜、酸腐、落寞、尖刻写得跃然纸上，加上鸦片烟瘾、对花街柳巷的入迷、对小女儿的疼爱，特别是临别挥毫赠情诗的莫名其妙，可谓写活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且写得严谨中正，没有强作解人之嫌。 
　　 
　　译者分析了“在中国屏风上”这一题目，指出“屏风”有呈现、点缀、遮蔽的功能，进而说明毛姆与真正的中国的隔膜。其实，正如西方评论者所指出的，这一标题的象征功能异常丰富，里面有着多重含义。首先，屏风上的画面介于连续与不连续之间，以此概括58篇联系松散的速写，颇为精当。其次，在20世纪初期，绝大部分英国人对于中国背景的认识不过是“中国式屏风”，这样的屏风曾经充斥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客厅中，不一定是“中国制造”，但是有着“中国趣味”，亭台楼阁、山林湖泊，有“东方装扮”的小人徜徉其间，Chinese Screen是“异国情调”的代名词，反映的是英国人的中国想象。英国人与中国人隔着无形的屏风，声气相闻而又自行其是，形成反差极大的两个世界，特别是英国人的老大心态，使这种屏风根深蒂固、难以逾越。对这种一屏障目不见泰山的现象，毛姆是颇有微词的，他希望向英国读者提供他所看到的中国的一幅真实而生动的画面，所谓的“在中国屏风上”更多的是反讽的手法。第三，毛姆的具体操作办法是“在中国屏风上”添加英国人形象，这也是本书最成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