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唯一的长篇《心灵的焦灼》中，茨威格的叙述看来并不高明。引言——摘自康多尔大夫说的一段话：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即把小说的主旨和盘托出。一切不出所料，后面的故事就围绕这个主题不紧不慢地展开：奥匈帝国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偶然结识下肢瘫痪的少女艾迪特，出于同情常去陪伴，天长日久，艾迪特对他萌生了爱情。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霍夫米勒答应与她订婚，但旋即后悔。艾迪特得知霍夫米勒毁约，痛不欲生，跳楼自杀。霍夫米勒因此带着沉重的负罪感而抱恨终身。
　　茨威格以第一人称“我”切入叙述，转而切换到霍夫米勒的第一人称视角中，让我们不知不觉融入他跌宕起伏的心灵世界。艾迪特的自杀也把我们引入了一个道德选择的困境：这是谁之过，霍夫米勒是否需要为此负罪终身？这一质问为“爱与同情”的命题做了最好的注解。然而我们不禁感到疑惑：除了开头部分，“我”这个后来再也没有出场的人物承担了一小部分叙述功能，通篇小说近乎是霍夫米勒的现身说法，霍夫米勒的故事如何撑起了这部30多万字的小说？
　　作为在小说叙述上力求简洁明快的作家，茨威格绝不容许自己的作品冗长繁琐，小说鲜明的主题却让一些“旁逸”的枝节轻轻滑过了我们的视线。实际上，小说讲了三个“爱与同情”的故事。康多尔大夫是霍夫米勒整个心路历程的见证者，他在行医过程中认识了瞎女人克拉拉，放弃优厚的条件与她结婚，在给她带去幸福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心灵的宁静。他以积极的行动为“爱与同情”树立了范本，正是他一次次洞悉了霍夫米勒的懦弱，在关键时刻促使他承担起责任。
　　也正是这个长期为艾迪特做诊疗的康多尔大夫，让我们知道了艾迪特父亲开克斯法尔伐的故事。这个本名叫卡尼兹的犹太人，原先穷困潦倒，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介入开克斯法尔伐庄园遗产事件，费尽心机骗取庄园新继承人狄称荷夫的信任，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庄园的主人。出于未泯的良心，他娶了狄称荷夫，与她生下了女儿艾迪特。命运却没有因为他的“赎罪”而善待他，先是妻子早逝，继而他把所有的心思寄托在女儿身上。悖谬的是，正是他的倾心关爱和霍夫米勒的“同情”促成了艾迪特最后的自杀。
　　三个“爱与同情”的故事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支撑起了整部小说的构架。而这三个人物之间紧张微妙的关系，使叙述充满了张力。挂在茨威格的琴弦上，我们听到的不是霍夫米勒一个人的内心独白，更像是一出“爱与同情”的三重奏。
　　小说写于1938年，距茨威格夫妇在巴西自杀仅四年。茨威格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深切感受到霍夫米勒式同情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深知怯懦地追随战争，默默承受苦难，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只有选择担当和抗争，才有可能真正远离心灵的焦灼。由此，小说实际上呈现了茨威格一个人的“战斗”。然而茨威格让霍夫米勒为错误的“爱与同情”承担了一生的负罪，作为创作者，他却以服毒自杀的方式，匆匆挣断了生命的琴弦，那戛然而止的一声断裂摧人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