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周作人正式（1941年元旦上任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此后不久授少将衔）附逆之前的1938年，由于周作人日益清晰的附日倾向，以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风等十八位文化名人就公开致信周作人：“作人先生：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们每听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年，便虑及先生安全……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作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有，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仁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公开信中所说的“叛国媚敌”之一“媚”足见当时十多位文化人为周附逆的痛楚。兴许，媚敌便是从媚日文化开始的。也许正时这样一种媚日心态，加之在前认知的生物丛林和社会丛林原则，周作人在两者之间达成了合而为一的协定。于是，附逆一事就不能以“上在老下有小家累重”来解释和重读。在我看来，不能因为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重新建构1941年到1945年周作人附逆。也就是说，附逆一事作为周作人一生的污迹黑斑是不能因其文好而被抹去的。
　　但是，周作人（和笔者马上要提及到的汪精卫），从中国进入二十纪九十年代之后，为其翻案和为其张目的，不知怎么成了学界的一道如时尚语句那般的“靓丽风景线”。先有舒芜，今有止庵。作古的舒先生在下不论，单说止庵，而且单说止庵的一段话：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氏致信鲍耀明，谈及《周作人书信》，不妨看作多年后的一点补充说明：“日前寄旧稿一卷之外，并寄呈《书信》一册，其中有致辞平伯、废名之短信若干，可请一览。二君近虽不常通信，唯交情如旧，尚有一人则已绝交（简直是‘破门’了），即沈启无是也。其人为燕京大学出身，其因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勾结，以我不肯与该会合作，攻击我为反动，乃十足之‘中山狼’。但事情早也过去，只因《书信》尚存旧迹，故略说明之耳。”（《止庵校订/周作人书信/关于〈周作人书信〉》）
　　《周作人书信》1933年由上海青光书店出版。由止庵校订的新版201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版的说明里，止庵的这番话，不知是重复周作人为其自己附逆“漂白”，还是校订者止庵为周作人附逆“洗白”？这种草蛇灰线的说明，真让今人佩服。倘若我们不知道周作人1941年元旦在北平出任汪伪政府要职一事，就凭这段话（而且好像言之凿凿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周作人是一位与日伪反抗的斗士。还有更吊诡的事，《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版）共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391通，其中周作人210通。时间跨度为1921年至1964年。奇怪的是，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信自1936年就断了。可以肯定，这期间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不会太少（从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里便可得知）。为什么没有了呢？真是不好猜测，也不能乱猜。如果允许在下乱猜的话，这些信，要么收信者毁了，要么至今难于公示在阳光下。或者说，或毁或难于示人的信，因“忌名人讳”而永久地消失在历史深处了（但一封为其自己辩白的信即止庵所引的信却留了下来）。
　　不过，历史的深处却有人不顾道义去打捞。余英时先生的《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　序》(香港天地图书社2012年版,下简称“余文”)即如是。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汪精卫于1940年在南京建立依附于日本侵略者的政权，其道义、其价值（并非余文“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内”一句可以搪塞）、其人品都不为世人所认同。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自由知识分子余英时，以汪的所谓“精湛诗艺”为其汪精卫的投日附逆“洗白”，那么历史将无话可说。余文里有三点让人看不明白——其实对余文来说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