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余文关于“和”优于“战”（“战必亡国”）的理论。即使我们今天不从“胜（成）王败寇”的历史宿命观点看，蒋介石正面的战和毛泽东敌后的战，以及美苏协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当时的历史与道义上看，“和”决不是余文所说的1938-1939年间国军每战必败后在执政党国民党内高层的“共识”。特别重要的是，如果“和”成了汪精卫附逆及其汪伪政权可以存在的基石的话，那么蒋介石的“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句话也得重新评估。再放大一点说，整个二战时期的东西方反法西斯的历史都得重新评估。幸好，余文还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幸好余还算是一个历史学家）：“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二、余文关于同僚与老婆胁迫。余文认定，汪附逆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陈璧君的怂恿以及志趣相投同僚们的劝说（胁迫）。这观点不是余英时的发明。余文仅仅利用了这样一个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笑话，做了为汪开脱的陈旧材料。余文声称读汪诗不是为汪翻案，恰巧在这一点上，我读到了余文的话外之音：不是翻案是什么？三、余文关于“诗人”与“烈士”。如果余文仅仅是为了欣赏汪诗的话——但是，余文一开始则声称“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也就是说，余文并不是以“诗艺”的角度读汪诗的——按照余文所说“诗艺与政治分开”。这话对其他人也许适用，但对汪精卫并不适用。因为，当汪精卫早年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刺杀摄政王的队列时，当汪精卫唱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时，汪精卫就不再是诗人，而且从汪的以后历史看，汪从来就不是诗人而是道道地地的政治家。几首小诗或几十首小诗，就认定汪附逆的苦衷和这样那样原因的迫不得已，那么汪精卫的一生，就不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汪精卫。如果可以以诗艺精湛来漂白恶行的话，那么其诗，便有了两种情况：一是其诗是伪诗；二是其诗专为恶行开脱。倘若笔者我的这种看法有一点点道理的话，那么余文肯定汪诗中的什么“护林心事”，什么“平生未尽心”，什么“拏空枝老、同诉飘零”等只能成为笑柄。而余文为其辩污的什么“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或许会成为笑柄之后的笑柄。
　　不知怎么的，大陆这厢一些人为周作人翻案用心用力，而海外则还有为汪精卫翻案不再是皮里阳秋而是明目张胆。真不知道，这些为其翻案的学者、作家为了什么。但是我知道，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几差人比；我们也知道，汪精卫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时功彪历史。但是，无论汪还是周的附逆却是当时人神共愤的事实和历史——这事实这历史，可以以文学成就或精湛诗艺漂白吗？在如何活着和附逆一事上，在文末时要多说一句，后人的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周作人像嵇康那样拒绝朋友推荐侍敌而慷慨赴死，但是我敢肯定，周作人一定是读过《与山巨源绝交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