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不愧是法官，这一番如法庭陈词般条理清晰、掷地有声的宣言，其实是向读者而不是“多莉小姐，莱利，你们大家”发表的。他以一种策略性的、唤起大众理解和同情的方式，为“怪人”“怪行”辩护，使之具备一层人性的光环。但在凯瑟琳看来，这不仅多此一举，而且矫揉造作。按她的逻辑，女人替男人洗衣做饭，跟男人睡觉生娃，这个男人便天然属于女人，同理可证，一个人屋前屋后忙里忙外打点一切，那么这个家包括这块地就是这个人的，没人能擅自私分或遣来推土机独占。爱一个人，或者爱某个物，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这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凯瑟琳话语粗糙口齿不清，《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那句诗意盎然的名言可以为其加注：“头脑可以接受劝告，但是心却不能；而爱，因为没学地理，所以不识边界”。

　　所以说，法官为啥要藏掖自己冒充15岁少年同一个十来岁小姑娘交换照片通信的事实，而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就是怪蜀黍不就得了？科林为啥要隐瞒自己在莱利把尿撒在他鞋上而不动怒、跟莱利脱光光下水洗鸳鸯浴心儿咚咚跳、莱利结婚后如弃妇一样自怨自哀的、那颗“老实的心”？可贵的是，彼时的卡波蒂，心有猛虎而细嗅蔷薇，把小说处理得含蓄内敛而从容典雅。遗憾的是，小说之外的卡波蒂却无法制衡这只猛虎而一任其恣意妄为。的确，卡波蒂创造了库尔法官这样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但小说家又何曾受制于他所创造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