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作家马克·塞雷纳5年前曾到过北京。那一年他25岁，进行了环球旅行，在每个经过的地方与自己的同龄人对话。至于谈话对象，他说自己主要关注的是没有发言权的人。在塞雷纳眼中，大城市里的人越来越相似，“北京的年轻人和巴塞罗那年轻人更相似，而不是和中国农村的年轻人更相似”。

　　出发：旅行社不卖这种票

　　新京报：你在序言中说，要写这本书时，你的朋友觉得很蠢。然后你说“就在那一刻，我下了动笔的决心”。

　　塞雷纳：我们习惯会在做决定之前问亲近的人的意见，但有时候他们给你的却是和你想法背道而驰的东西，他们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所以倾听很重要，但是想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更重要。你做的是对还是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你做的事情。我有这个点子后犹豫了几天，去问别人意见，但是我问的时候已经大致清楚这件事会怎样了。我不喜欢空中楼阁，说出来就要去做。

　　新京报：你也说其实这次旅行很随机，你并没有做很详细的规划，那你是如何选择你的起始地的？

　　塞雷纳：当时我买了一张环球机票，机票里规定了可以停几次，坐几班飞机，所以我大致清楚线路，但有时候也会很迷茫，比如在曼谷时我长时间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这张联程票是从旅行社买的，那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是我母亲的好朋友，她做了40年这个工作了，却还是第一次碰见有人问她买环球机票。现在做环球旅行买机票很容易，但3、4年前不是这样，要查很多航班信息，看很多佣金表格，当时我去过的很多旅行社都觉得太麻烦，跟我说不卖这种票。

　　后悔：再出发不选约翰内斯堡

　　新京报：但是你母亲的朋友帮了你。

　　塞雷纳：我母亲的朋友帮我规划了一下。但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是不会从约翰内斯堡开始第一站的，可能会选择相对温和的城市。我到了那里与当地西班牙大使馆工作人员交流，发现他们每天担惊受怕，所以我也很害怕。这群西班牙人在那边定居，却没有黑人朋友，我觉得很奇怪。他们是很贵族的人，从来没有从贵族生活里走出来过。我去的索韦托是当地黑人起源地，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使馆的人听说我要去都很害怕。但事情都有两面，和当地人一起去不会有问题，这个区域现在非常漂亮。到那里之后，那个黑人家庭说“第一次有白人来我们家”。我很惊讶，可是一想我在巴塞罗那的家也从来也没有黑人去过，也就没那么惊讶了。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在今天，不同身份、阶层的人隔阂依旧很明显？

　　塞雷纳：那次旅行之后我又去过一次南非，看到种族之间的隔离依然存在，而且还混入经济成分，尽管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还仍然有可怕的野兽一般的隔离存在，因为这是全世界最不和谐的区域之一，我觉得这个不是好事情。前几天ABC有条新闻不知你看了没有，新闻说白人在南非也面临严重的种族歧视，我不赞同这样的说法，黑人和白人在南非的失业率大相径庭，白人大约4%，黑人达到20%、30%。

　　新京报：不过南非作家库切的《耻》就是讲的白人在南非受到的歧视。

　　塞雷纳：在南非肯定也有一些白人属于低收入阶级，但比例上与黑人不能比。曼德拉曾经说过，一定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因为这对白人和黑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对话：选择没有发言权的人

　　新京报：你是怎么在每个地方选择对话人物的？

　　塞雷纳：我主要关注的是没有发言权的人，通常你听不到他的声音。此外我选择人物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男女比例一定要一样。因为今天女性依然处于弱势，报纸采访男性多过女性，所以我要至少达到一半一半的比例。选择人物是直觉和想法的混合，比如在津巴布韦找到的诗人，我去了当地唯一有文化一些的咖啡馆，然后遇见了她。

　　新京报：你有没有刻意去选择一些更积极的采访对象，比如你提到的那个诗人或是中国做NGO的女孩，会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塞雷纳：25岁时你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发现有这么多可以为之奋斗的事情，所以25岁的人应该挺乐观的。我对25岁的定义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正走在争取这样生活的路上。我发现有趣的一点，在那些期望寿命值越长的国家，人在25岁就越没那么成熟。相反，如果期望寿命只有50岁，那到25岁已经是中年，生活给他想要什么生活的机会并不多，没有所谓的青春。你看我现在已经30岁了，你们还在叫我25岁。

　　新京报：你会不会为了寻找25岁的人，而不得不放弃一些采访对象？

　　塞雷纳：我在纽约时参加吃热狗大赛，那些选手根本不嚼直接吞下去，当时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都是25岁，我觉得选第二比较有意思。至于其他我并没有这样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个事情魔法般落在我的头上，对我来说一切都还挺方便的。写这本书时有太多偶然性，比如我会西语和英文两种语言，也让我在采访时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