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的一个年轻人，25岁时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去周游世界，采访25个不同国家的同龄人，旅程结束后花了一年时间写成《二十五岁的世界》。
    读了马克·塞雷纳的书之后，最大的体会是这世界真的全球化了。很容易在中国找到一个同样不喜欢按部就班地生活、觉得辞职旅行很酷、对社会有不少批评、自我感觉不错，甚至连肤浅之处都类似的年轻人（就像你我）。这样的人即便不是大多数，也已成为一股潮流了。不过，真的和马克聊起天来，阅读时产生的质疑就消解了大半，因为他精力充沛、激情满满，还有一肚子新计划，对于一个行动派，也不必要求太苛刻吧！何况有几个愤世嫉俗的年轻人，能在25岁的时候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呢？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最令马克兴奋的是一个和他的书无关的问题：作为巴塞罗那人，你对加泰罗尼亚闹独立这事怎么看？“旅行的前提，是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我们了解自己的文化有多少，就有多少包容不一样的文化的能力。”他开了这个头，好像准备做一番演讲：“我来自巴塞罗那，我们有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自己的名字叫加泰罗尼亚，我们说同样的语言，有自己的故事。但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是西班牙的一部分。”马克告诉我，据他了解，有超过一半的加泰罗尼亚人想要有自己的国家，20%-25%不想独立，剩下的则没有明确的意见。“我们想自己决定我们的前途，问题是，西班牙政府试图阻止为此事进行投票，所以去年年底，发生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关于魁北克是否独立，那里的人就进行了投票，结果是不独立。我会尊重结果，只是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他深信投票早晚会进行，而加泰罗尼亚会成为欧洲的一个新国家。“就好像一对夫妻，总是在争论一件事，天天争论，那不如干脆分开，可能反而更爱彼此。否则我们都没时间讨论更重要事情了！”最后，马克还不忘在书上签名时加上一句：“加泰罗尼亚未来已定。”
    辞职以前，马克是《加泰罗尼亚报》文化记者，还曾供职于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拍摄过关于西班牙环境问题和动物行为研究的纪录片，“可惜我们花了好几个月拍摄的片子不受欢迎，被小孩唱歌的节目取代了”。尽管辞了职，马克觉得自己做的还是记者本行，而且他相信“如果一个记者想去了解世界，老板应该赞赏”，他承认这有点冒险，“但是人不能指望永不犯错”。果然一年后，老板仍然欢迎他回去。可惜好老板也挡不住西班牙的经济萧条，在媒体预算大幅减少的情况下，马克终于离开报社，当起了自由撰稿人。
    踏上旅途时，马克并没有找好任何一个采访对象，他只是设想自己能毫无偏见地看待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不同的人。他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读过 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的迪斯蒙·图图主教的一句话，大意是，对一个人的冒犯就是对所有人的冒犯。“也许这个观念一直埋藏在我心里，所以我才想写这样一本书，”马克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面对的问题，也都是我的问题。”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去到一个个原先只停留在地图上的国家，凭感觉寻找想与之交谈的人。津巴布韦诗人、日本僧人、泰国拳手、秘鲁巫师……马克遇到了各种有趣的人，每一个他都会和他们相处几天，或者住在一起。通过普通人的生活来了解一个国家的侧面，是个很吸引眼球的点子，在马克旅行的一年中，他的个人博客变得很受欢迎。只不过，用数天时间获得的认识毕竟免不了简单而且充满偏见，尤其当他的采访对象是个喜欢谈论大问题而不是生活细节的人时，文章里那种“客观的偏见”就特别令人厌烦。
    比较特别的是马克在智利采访的经历，他去了圣地亚哥的女子监狱。“在智利，监狱是对公众开放的，”马克解释他认识卡拉的过程，“犯人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有些犯人刑期就要满了，政府也希望这些人开始和社会接触，以便出狱后可以融入社会，不会第二次被社会拒绝。”他向政府提交了申请，告诉他们自己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在监狱和教会组织的共同帮助下，他选了卡拉作为采访对象。那次探访对马克来说绝对是一次破除偏见的经历，因为那个因多项罪名入狱的黑帮女孩卡拉看起来是“那种最不可能来抢我包的人”。她出生在贫民窟，是个不被父亲承认的“私生女”，而继父则时常打骂她和她妈妈。卡拉因为无人照顾又不受管教，成了小混混，打架、偷盗、吸毒一个不落，甚至也没有逃过做单亲妈妈的命运。卡拉在监狱里戒了毒，还是福音教派在监狱所属地区的志愿者，尽管已4年未见到自己的儿子，她却觉得“外面的世界更糟糕”。当马克问她，里面和外面到底哪里坏人多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外面”。马克说：“大多数囚犯来自贫困家庭，他们没有权力，请不起律师，不能为自己辩护，而有些人犯了罪，却不用进监狱。”卡拉告诉他：“我总是在想，我只是偷了东西而已啊。”这让他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