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离私人生活越来越远

　　东方早报：我们先从中国读者熟悉的《追风筝的人》说起，这本让全世界读者感动的小说是如何诞生的？

　　胡赛尼：它最初只是我在1999年写的一个短篇故事，写完了也就把它给忘了。后来在2001年我又重新拾起了它，觉得似乎可以把它扩展成一个长篇小说。当初是一个有关塔利班的电视节目给了我写这个短篇故事的灵感，节目里面提到了塔利班禁止人民放风筝，对我而言，这件事情从个人层面上把我联系起来了。起初我以为我要写的是一个关于风筝的短篇，但后来它发展成一个有关家庭、友谊、愧疚和原谅的故事。我最初根本没想要将它发表，后来它居然成为一个现象，至今仍不断地让我震惊。

　　东方早报：《追风筝的人》部分来源于你的个人经历尤其是童年记忆，《群山回响》是否也如此？

　　胡赛尼：那些故事有许多不同的来源。《群山回响》不是关于我个人的，但无法无中生有编造一个故事，最终必须依赖一些东西，比如读到的、听到的或是亲身经历过的。我书中的故事很多来自我在阿富汗所看到的，结合了我想象的东西。《追风筝的人》中大量素材来源于我在阿富汗的童年经历，但源自我自身经历的部分在《灿烂千阳》和《群山回响》中越来越少。后面两本书与第一本书相比，和我私人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

　　东方早报：你父亲曾是一位外交官，你在海外度过的那段童年生涯对你世界观的形成和写作有什么影响？作为阿裔美国人，你对于文化冲击有怎样的感受？

　　胡赛尼：我孩童时代有两年是在伊朗度过的，还在法国巴黎住了四年，后来又去了美国，对我而言，远离故乡居住在海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书中的不少角色描写上都涉及背井离乡、努力适应新环境的挑战。我在美国生活32年了，对我而言早已不再有文化冲击，但当我回到阿富汗，在那儿，我看到了阿富汗人民所面临的挑战，缺乏资源的人民每天为获取水和食物而挣扎。当我再回到美国时，我感到了文化冲击，美国人民生活富足，却为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担忧，想想阿富汗人民，他们每天要为生活的必需品发愁。

　　东方早报：作为一名母语非英语的英语小说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写作，会有什么样不同？

　　胡赛尼：虽然我每天读说写的还是波斯语，但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对我而言，英语是小说创作的自然语言，无论是句子或对话的语态、韵律还是节奏等，在我的脑子里，这些都是以英语的形式呈现的，对我来说，这是件自然的事儿。

　　东方早报：你的故事中关于爱与牺牲的主题令人印象深刻，你是如何理解爱和牺牲的？

　　胡赛尼：我写的所有的故事都是爱的故事，但不是传统的男女之间的浪漫之爱，我更感兴趣的是其他形式的爱，包括那些你可能认为完全不可能发生的爱——在不可能的场合，不可能的人之间。比如说《灿烂千阳》中，两个嫁给了同一个男子的女人之间的爱，她们理应是水火不容的对手，最终却如母女般相濡以沫。在我的新书里，也有这样的不可能的爱，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绽放，从而引向利他主义、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这种爱是安静的、明智的、成熟的、隐忍的，而非夸张和戏剧化的，它更具有蓝领工人气质，勤勉而固执，它迫使你做出妥协。

　　这种爱是持久的，人们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认识到这种爱。在流行文化中，爱常被诠释为一种幻想，一种和有趣的人约会的白日梦，那么十年后呢，三十年后呢，那才是真正的生活，这是我所感兴趣的。

　　希望写和阿富汗无关的故事

　　东方早报：《群山回响》这个名字的灵感是从哪儿来的？

　　胡赛尼：书名起得相当艰难。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已经有了名字，第二本也不太困难，但这次直到交稿我都没想出一个名字。后来，我搜索和儿童有关的诗时，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诗中的这句“And the Hills Echoed”给了我灵感，我越念越喜欢，因为阿富汗有很多气势磅礴的群山，这本书本身也比前两本主题更为宏大，涉及面更为广泛，我就将“小山”（Hills）改为了“群山”(Mountains)。而“回响”（Echo）这个词也正好和小说的主题契合，几个家庭和几代人的关系，故事的前后都相互呼应。

　　东方早报：在《群山回响》一开始，你引用了波斯诗人鲁米的一句经典的诗词：“有一片田野，它位于是非对错的界域之外。我在那里等你。”这句话是否也可看作整部小说的一个主题？

　　胡赛尼：对我而言，这句诗代表了这个世界在道德上能有多么模棱两可。如果你以是非对错来看这个世界，那么你并没有在欣赏它全部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所以《群山回响》是我所写的最道德模糊的一本小说，人物的行为充满争议，他们并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好人或是坏人。你看人性和人类行为，它们要微妙得多，并不那么容易分类。我此前的小说里，很容易区分好人或坏人，比如说《追风筝的人》里面的阿米尔是个坏蛋，哈桑是大好人，恐怕没人会反对。但这本新书里的角色，要留给你们来判断。这本书并不是要试图提供答案，而是提出更多问题。人心是神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