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受制于社会趣味，这是个大问题 ——专访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平原

　　格外关注阅读，是因为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人，精神家园日渐花果凋零——不少读书人，也慢慢爬上了网，任他们曾经习惯的书本沾上厚厚的尘埃。

　　“可以问一问每位教师几天读一本书？不读书怎么教书？不读书算什么读书人？”沪上一位小学语文教书匠的呐喊（详见《语文老师不读书，谁读书》，本刊今年2月21日），无意间点燃了这场读书大讨论的“导火索”；

　　几个月来，很多老师和学者加入这场讨论。“缺乏阅读，再灵秀的文字也无法呈现个人思维的缜密，更何谈表达思想？！“（详见《这年头，学生还能有阅读习惯吗？》，本刊今年3月29日）“我们恐怕正在经历史上最严重的语体松动。”（详见《拜托，请维护公共语言环境的整洁》，本刊今年4月11日）……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更透彻地看到了大众阅读滑坡背后的问题：真正的高雅阅读，即便在大学也很难坚持。如何养成正确的阅读习惯？趁他近期来沪讲学，本报记者做了专访。

　　“最近20年，大学教学愈来愈功利化。很多大学的科目设置，倾向于实用知识，“小火慢炖”的通识教育不受重视，继而导致中学里也同样忽略课外阅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记者：多年来，您不断在公开场合勉励年轻人多读书，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很多80后、90后沉浸于网络，正丧失阅读的习惯。但另一方面，每年我国图书出版量却成级数增长，看上去很繁荣。您如何解释这对矛盾？

　　陈平原：很早以前我就说过，在当下中国，阅读的最大敌人是功利化。今人读书过于势利，都希望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这只有电器说明书、股票指南这类读物能做到。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学习、掌握和使用，是需要长期的“无用”阅读来积累的。

　　举例而言，在中学里，“语文”是最不能急功近利的科目。因为对文字的感觉需要漫长的时间去熏陶和培养，阅读习惯也必须靠平时日积月累逐渐养成。最后，“语文”的修养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就像广东人煲汤，太猛的火是不行的。

　　中国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众多劝学诗文，没有比这首名声更大、影响更深远的了。你可以批判它，但中国人“读书做官”的思路根深蒂固。若发现读书既不能“做官”，也不能“发财”，一转便是“读书无用论”。换句话说，大部分中国人至今没有养成好的“读书习惯”。

　　记者：功利化阅读表现在课堂上，最典型的现象莫过于学生读教辅书的时间，远远甚于读闲书。而承载母语养料的语文课，虽然大家都知道重要，但其实从中学开始就在边缘化。您觉得，应该怎么来救救我们的语文课？

　　陈平原：上世纪90年代，北大开设过一段时间的“大学语文”课程，但后来消失了。近年我希望恢复老北大的“大一国文”，没有成功，因有些理科院系的老师追问：你能保证学生上了一学期“大一国文”就变得特别聪明吗？其实，这样的“中国文辞”学习，主要目的在养成学生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品味，需持之以恒，其好处方能体现出来。

　　但在社会趋势总体趋于实用的背景下，最近20年，大学教学愈来愈功利化。很多大学的科目设置，倾向于实用知识，“小火慢炖”的通识教育不受重视，继而导致中学里也同样忽略课外阅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须知，使用本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是国民文明素质的重要表征。让学生们能准确无误地、优雅地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对于教育而言是最基本的。而在当下中国，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在绝大多数民众和政府官员眼中，远不如经济增长指标，因此可以忽略不管。

　　“阅读一旦受制于社会舆论、受制于大环境背后的政治利益和商业潮流，就没办法读出自己的味道，活出自己的特性来。”

　　记者：世界读书日那天，您在《人民日报》发文，呼吁读书人坚守自家的阅读立场。在您看来“阅读时尚”是不是也是一种问题？

　　陈平原：大部分中国人的阅读，严重受制于整个社会的趣味，不敢对抗时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阅读一旦受制于社会舆论、受制于大环境背后的政治利益和商业潮流，就没办法读出自己的味道，活出自己的特性来。

　　从学校里的课程设置，到国家发展战略，眼下中国人的阅读环境之所以不太理想，与国人普遍忽略本国语言文字的教学有密切关系。一个大学生，学习外语是有制度保证的，日常生活中，更多地受网络语言影响。平时你没感觉，一到写论文，发现他们为何如此半土不洋，杂乱无章。作为中国人，没有能力准确、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实在太遗憾了。

　　胡适说过，现代的中国人，在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得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社会需要各种立场、声音和表达方式，但现在很多人都希望获得“最大受众”，哪个地方受众多，哪个话题时髦，哪个场合掌声响，就往哪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