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朗特小姐曾说起她在荒野的小洼地和隐蔽的裂缝中到处寻找残留的石南花——哪怕是一枝几乎完全凋谢的花朵也好——去送给艾米莉，事后她发现艾米莉那双暗淡而漠然的眼睛已经不认识这株石南花了。我记得，当勃朗特小姐回忆起当时所感受的痛苦时，浑身不禁一颤。

除了荒野，安妮最喜欢的就是她每年同鲁宾逊一家去度假的斯卡巴勒海滨。当她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就决定要到那里去，并且说服夏洛蒂和埃伦·纳西把她送去。《艾格妮丝·格雷》中的阿城就是以斯卡巴勒为蓝本的。从艾格妮丝·格雷对海边漫步的描写中我们很容易体会到这位生着哮喘病的姑娘在夏日的海滨所享有的舒适的感觉：

    在沙滩上漫步，我容光焕发，身心愉快，精力充沛。我忘却了一切烦恼，觉得似乎双脚插上了翅膀，至少可以不知疲倦地走上四十英里。我感受到了童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快活。

在这次散步中，艾格妮丝又遇到了副牧师韦斯顿先生，人们常常认为这是安妮以真人为依据的另一个人物。
    威廉·韦特曼从1839年到1842年二十五岁去世为止，一直是勃朗特先生的副牧师。韦特曼是一个仁慈、亲切的青年，并不像《艾格妮丝·格雷》中的韦斯顿先生那么稳重，而且似乎很容易坠人情网。有某种迹象表明，安妮对他的感情比较微妙。夏洛蒂给埃伦·纳西的一封信（1842年1月20日）中对此事说得最为坦率。夏洛蒂在信中写道，在教堂里，韦特曼坐在安妮对面“轻轻地叹息，用眼角瞟着安妮，想引起她的注意，而安妮却纹丝不动，眼睛一直向下垂视——真有意思”。
    爱德华·奇塔姆在《安妮·勃朗特诗集》（伦敦，1979）的序言中分析了那些可以说是与安妮对韦特曼的爱情以及他逝世后的失落感有关的诗歌，但是他在最后颇有道理地说，尽管韦特曼很可能是安妮的“爱情诗”的源泉，但《艾格妮丝·格雷》中的爱德华·韦斯顿同韦特曼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只不过在关心穷人方面，两人的态度是一致的。的确，韦斯顿似乎同夏洛蒂所写的教师更为相近——严肃、孤僻、正直，有顽强的自制力。如果过分看重夏洛蒂用大姐姐的风趣口吻所说的一切，那就会产生误解，而低估安妮的想象力也是不恰当的。

    1846年4月，安妮回家待了已经一年了。就在《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诗集》出版之前，夏洛蒂写信给出版商艾洛特-琼斯公司，说“柯·贝尔、埃·贝尔和阿·贝尔现在正准备出版一部小说，由三篇截然不同、毫无联系的故事组成”。这就是《教师》、《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1847年，《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印成一册出版。
    既然这两部书是同时出版的，人们就会对它们一起进行评论。由于《呼啸山庄》的戏剧性更为强烈，因而人们倾向于把《艾格妮丝·格雷》说成是一种反省，往往只看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同《呼啸山庄》的相似之处。《文学协会》的评论员（可能是H.F.乔利）十分反感地指出，两位贝尔“老是谈论那些进行肉体摧残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些行为在罪恶和苦难的真实记录中确实有所记载——但是仔细观察这些事是有教养的人士所厌恶的”。
    有关布卢姆菲尔德家孩子的行为，无疑是安妮第一次在布莱克府英厄姆家当家庭教师时的经历的写照。盖斯凯尔夫人记载了她同夏洛蒂的一次谈话：

    有一次我同她谈起《艾格妮丝·格雷》——她妹妹安妮在这本小说中几乎完全是记述她当家庭教师时的经历——特别谈到在大鸟旁边用石块将小鸟砸死的那段情节。夏洛蒂说，只有当过家庭教师的人才能了解“可敬的”人性的阴暗面；人们并不怎么想犯罪，但是日复一日地放纵自私心理和坏脾气，会导致有些人对依赖于他们的人和物进行虐待，就这种行为而论，我们情愿成为受害者，而不愿加害于人。

英厄姆家的这几个孩子确实是enfants terribles，在安妮当了他们一个星期的家庭教师以后，夏洛蒂就写信给埃伦·纳西：

    她的两个学生都是极端愚蠢的小笨蛋，两个人都不识字，有时甚至会承认，对字母表也一无所知。最糟糕的是大人对他们过分溺爱，安妮无权对他们进行任何惩罚。

夏洛蒂本人的经验以及她对安妮的了解都使她绝对相信安妮的描写是真实的。
    《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的再版序言表明，安妮·勃朗特宁愿把手伸到火中，也不肯说谎：“我的愿望不仅是……写出‘一本完美的艺术作品’……我觉得我的责任是说出令人不快的真话……我要说真话，哪怕这么做会损害我的名声……”安妮讽刺了批评《艾格妮丝·格雷》的人们，这些人谴责她“过分渲染那些从生活中仔细复制下来的情节”。安妮还责备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虚伪。
    我们往往以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就像在婴儿室中经常看到的有教育意义的寓言中的人物。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父母可能也持有这种看法，因为他们见到孩子的时候都是孩子们表现得最好的时刻，通常在固定的时间，孩子由保姆陪着。可是不难想象，托马斯·休斯的弗拉什曼和狄更斯的斯蒂尔福斯所受的教育就同安妮·勃朗特在《艾格妮丝·格雷》所描写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