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为了摆脱精神上的痛苦、处境的尴尬，避免埃热夫人猜疑和冷漠的目光，以及治疗那难以忍受的孤独之感、思乡之情，夏洛蒂于1843年10月向埃热夫人表达了离校回国的意愿。不料，一如夏洛蒂给埃伦的信上所说：“埃热先生听说发生了什么事以后，第二天把我叫了去，怒冲冲地宣布了他的决定：我不能走。”直到这年年底传来消息，说夏洛蒂的父亲快要双目失明了，这才给了她脱身的充足的理由。
    可是一颗动了真挚的感情的心，并不因为它的主人身在何处而情况有什么不同。对于夏洛蒂说来，回到家乡，从此永不相见，反而使思念之情加上生离死别之苦，一如火上加油，而更受煎熬。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书信才能够慰情聊胜于无。这些信必须是可以公开的，因为是写给一位有妇之夫；但又必须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渴念和爱恋，因为这才是写信的真正目的。夏洛蒂以自己非凡的才华尽力这样做，然而纸包不住火，从一些字句，从字里行间，明眼人和旁观者是容易知道此中深意的。不知这些信共有多少，但是极其偶然、极其戏剧性地被保存下来的是四封，流传后世，让人得知湮没了许多年的这段隐情，也让研究者和读者得知夏洛蒂写《维莱特》的背后，实际上有着这样一段不幸的背景。
    信是写到埃热夫人寄宿学校去的，可见夏洛蒂并不有意避开埃热夫人的“监督”。后来埃热先生要求把信寄到自己任教的那所中学，可见他遇到了“麻烦”。夏洛蒂觉得这样做不妥，便从此中断了通信，可见她认为自己光明磊落，不想背着那位夫人暗诉衷曲，而且很可能当局者迷，她认为这些信只不过是普通的、或稍稍越过“普通”的师生问的通信而已。
    四封信被保存下来的曲折经过是这样的。
    据说，埃热先生接读夏洛蒂的来信以后，便撕作废纸，随手扔掉；埃热夫人却颇有心计地悄悄拾起来，用线缝缀并且裱糊好（从一本传记书上的一张图片上可以看出），藏在自己的首饰匣子里。埃热夫人死去多年之后，埃热先生才发现这些自己扔掉的信，很是惊讶，便再次扔去，却又被他的女儿拾起来珍藏。直到半个世纪以后，这时，夏洛蒂一家及埃热先生都已先后作古，埃热夫妇的子女也已到了老年，他们觉得这四封信是举世闻名的作家的珍贵手迹，便于1913年拿了出来，捐赠给不列颠博物馆。《泰晤士报》于同年7月29日将法文原信全文发表，并附英文译文。这时，已是这些信件书写日期的六十八年之后了。
    夏洛蒂在信中说：“日日夜夜，我既不能休息，也不得安宁。……我梦见你，老是疾言厉色，老是乌云满面，老是冲着我大发雷霆。……如果我的老师全部收回他对我的友谊，我就毫无希望了。”“我曾经试图忘掉你，因为怀念一个你非常敬仰但又认为不复得见的人，是太令人伤神了。而当一个人忍受这种焦虑心情达一两年之久，只要能回复心情的宁静，他是在所不惜的。我什么办法都尝试过，我找事情做，禁止自己享受谈到你的快乐——甚至对艾米莉都绝口不谈。……我食无味，寝无眠，憔悴消损。”
    夏洛蒂心中沸腾着多么热烈的感情，又忍受着多么痛苦的煎熬，真是跃然纸上。弗洛伊德派心理学者认为文艺是被压抑欲望的升华。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这些话有多少道理，或许值得探讨，但似乎至少可以部分说明夏洛蒂写作这部小说《维莱特》的动机。
    她的动机，其实在那四封信的第一封信里就初露端倪了。那是1844年7月24日给埃热先生的信，上面说：“若是我能写作，我就不会感到空虚无聊。……我要写一本书，把它奉献给我的文学老师——我唯一的老师——奉献给你。”
    不过，夏洛蒂从布鲁塞尔回到家乡哈沃斯以后，开头做的是与妹妹们积极筹备在家中开办招收四至六名学童的寄宿学校的事。她去比利时求学，原来也是为自己办学当教师打基础的。无人报名，办学未果，她们才转向文学事业。在三姐妹诗集出版以后，夏洛蒂于1846年写成的第一部小说是《教师》，而不是《维莱特》。《教师》同样以布鲁塞尔为背景，写一位英国男青年前去做教师，与一位外国女学生恋爱而终成眷属。这部小说当是为献给老师而作的，可惜被认为失之平淡，不合人们流行口味而被出版公司六次退稿，后来又遭三次拒绝，夏洛蒂生前没有见到它的出版，直到1857年，即她逝世后两年，才得以问世。
    《教师》受到的冷遇，终于由《简·爱》和《谢利》的巨大成功弥补了。但是夏洛蒂依然不能忘情于她在布鲁塞尔的那段经历。早在1847年12月14日，她就曾在信上对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审稿人威廉斯说：“我的愿望是重写《教师》，尽量弥补其不足，删除一些部分，扩充另一些部分，把它变成一部三卷小说。”结果便是她这部动笔于1851年夏，完成于1852年冬，出版于1853年初的杰作《维莱特》。作者也许担心这部作品会像《教师》那样不受出版者欢迎，所以在完成之后作了祈祷，仿佛不那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