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细节上的吻合或相似有多大的科学意义，是另一个问题，但反复提到这些细节，足以说明克拉克心目中的价值标准——在这些序、后记、题记之类的文字中，能解读为后一个传统的内容，连只言片语也找不到！

    对外星文明持何种态度，也往往可以视为上述两个传统的试金石。那个陈旧的、乐观的科学主义传统，更愿意相信外星文明是仁慈友好的——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在悲观的、反科学主义的纲领下，则对外星文明表现出更多的警惕性和防范心理，认为出于资源争夺的基本原则，外星文明更可能是侵略性或恶意的。对待外星文明的这两种态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近年史蒂芬·霍金主张人类不应该主动与外星文明交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可以视为上述悲观的、反科学主义纲领的新表现。而克拉克在他的作品中，则坚信外星文明是仁慈友好的，人类应该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那样投入外星文明的怀抱。正如1994年库布里克给克拉克的贺词中所说的，克里克笔下的外星文明“或许会扮演神一般的父亲角色，或甚至像教父一样地对待我们”。

    这样看来，克拉克确实是那个科学主义旧传统“最后的大师”。

    因为早在他写作《太空漫游》之前的年代，世界各国的绝大部分科幻作家，都已经告别了克拉克所表现的科学主义旧传统，或者说抛弃了克拉克所采用的旧纲领。库布里克的影片《2001太空漫游》，虽然是和克拉克的小说同时由他们两人共同创作的，但这两者并未相互成为对方的翻版。从影片看，也不像旧传统的产物。即使是被旧传统束缚了很久的中国科幻创作，也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了与国际潮流的接轨。

    也许有人会说：这两种传统或纲领有什么高下之分？你凭什么厚此薄彼？

    在所谓的“科幻文学黄金时代”，这样问或许能显得相当雄辩，但是到了今天，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是脱缰的野马，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早已不是担心它发展得太慢，而是担心它发展得太快，担心它会失控。今天的科学技术，早已不需要《太空漫游》所表现的科学主义传统来呼唤它，却迫切需要《1984》所表现的反乌托邦、反科学主义传统来反思它。

    所以，如果我们非要找出一个“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话，这个时代也不能找克拉克来做它的代表。

    最后，关于《太空漫游》四部曲，有两处细节给我印象深刻，特别在这里提一下。

    一是在《太空漫游》四部曲中，钱学森居然是一个重要角色。《2010：太空漫游》的第二编标题就是“钱学森号”——这是艘宇宙飞船的名字。但钱学森在《太空漫游》中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例如，《3001：太空漫游》第四编的第26章标题是“钱氏村”，在书末所附的“资料来源”中，赫然有“钱氏村”条目。克拉克在该条目中回忆了他本人与钱学森的交往：他托人将签名本《2010：太空漫游》和《2061太空漫游》送给钱学森，得到的回馈是一套《钱学森文集：1938～1956》（科学出版社，1991年）。

    二是克拉克晚年强烈的自恋。他反复谈论他小说中的三处技术细节与后来航天科学的发展有所吻合，已经显得相当自恋，但他还有更为自恋的调调。

    例如，他在《3001：太空漫游》序中说：“让我又惊又喜的是，我发现《牛津英语大辞典》从我的书里引用了超过66处！”这番统计工作让克拉克有点得意忘形，他接着说：“亲爱的《牛津英语大辞典》，如果你在这几页里发现了什么可用的例证，再一次的——别客气，尽管用！”

    又如，在《3001：太空漫游》末尾“最后的感谢”中，克拉克感谢一家酒店的老板为他写作提供了套房，但“或许更令人鼓舞的是入口处所悬挂的牌子”，因为牌子上罗列了光临该酒店的卓越人物，包括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电影明星格里高利·帕克、费雯丽等等，最后他告诉读者，“我很荣幸看到我的名字列在他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