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资本时代学术出版不再纯真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祥地和重镇,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众多的出版领域保持着优势的地位。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一些出版领域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但是学术出版的高地我们一直坚守着。在我看来,上海出版人对学术出版的这份自觉的坚守,一方面源自近代中国出版重镇的职业尊严和光荣传统,另一方面也来自出版界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和鉴赏品位;而正是这份坚守构成了上海城市的文化品质。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其活力来自生生不息的精神创造,学术出版就是精神与思想创生、传播的重要呈现。当下出版业过度商业化、过度娱乐化的侵蚀并没有淹没上海的城市文化品质,沪版学术书在全国学术出版领域仍然显示出其特有的精神引领和开拓意义。

    两年多前,针对当前学术出版领域存在的抄袭、“项目书”、规范缺失等诸多问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曾以“理想的学术出版与学术出版的理想”为题,召集沪上著名学者一起座谈,为学术出版的发展把脉。大家一致认为,在今天这个出版业向市场转变的时代,学术的进步需要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从出版工作的角度看,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出版人予以改进和提升。

    1、学术出版的价值基础在于无可挑剔的专业严谨程度。

    学者治学严谨自不待言,还需要出版人的职业(专业)严谨,编辑(学术)流程与规范的恪守,出版细节的讲究,这样用心锤炼出来的学术著作才会有持久的思想影响力,更长的市场生命周期,真正潜入历史,化作永恒。我们许多冠以“学术”却被学术界冷遇的图书,其致命伤就在于作者与编辑工作有失水准,放弃甚至僭越学术规范和编辑流程,使之沦为学术赝品、次品或半成品。我们有的编辑游离于各种基本规范之外,甚至没有精力和能力通读、通校书稿,书稿的学术高度(创新性、前沿性)、逻辑自洽(结构的起承转合,章节的合理布局)、文字规范(人名、术语的统一)、著录标引(参考文献、注释、索引)等都放任自流,完全丧失了“把关人”的责任。今天的现实是,一些年轻的编辑缺乏起码的学术编辑出版职责培训,对“把关人”的责任内容十分模糊,不甚了了。随后的二审三审也形同虚设,逐一失守,编辑部里连连上演“空城计”。这些不仅助长了剽窃、抄袭、不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等学术腐败行为,也破坏了学术出版的产业链,更贬损了出版人的学术尊严、机构品牌,损毁了一代学人的学术生命和一个民族的创造能力。

    2、学术出版提升的保证在于一定的投入,包括资金的投入和时间的投入。

    学术著作粗鄙化、浮浅化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出版社对于经济效益的短期考量。相当多的出版人认定学术出版不能盈利,因此,希望通过获得作者的课题补贴来平衡收支。如果这是建立在严把学术质量关的基础上,本也无可非议。但是,随着近年来政府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经费的加大投入,在短期内取得成果的评价体系的驱动下,大量的低水平的多人合作的“项目书”借助于高额补贴经费冲垮了出版人的质量防线得以出版,更有甚者,一些出版人开始把其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加以经营,由此大批的“项目书”蜂涌而至,看看我们的一些学术出版社一年出版多少项目书便可知端倪,在这方面,我们的一些老牌出版社也难以免俗。问题还有更严重的一面。出于单纯降低成本、获取盈利的追求,不少出版社放弃了认真严谨的编审流程,对学术著作不加把关,于是形成了“少投入→失品质→市场冷→低回报”的学术出版恶性循环。然而,在世界出版业,学术出版是专业出版的主力军,有成熟的运作空间和运营机制,不仅作为机构声誉(品牌)的重要内容,也作为持续盈利的版块,各大出版集团、独立出版社几乎都有自己享誉世界的学术品牌。例如,圣智出版集团高端学术品牌Gall、普利提出版公司的学术品牌“关键概念”丛书、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学品牌、哈佛大学商学院出版社的管理学品牌,等等,均在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出版机构通过品牌运营联络世界顶级学者,制造学术话题,引领学术潮流,垄断某一学术领域,占领图书馆市场;以版权贸易、数字出版集群化等方式抢占国际学术出版市场,均是学术出版非常成功的案例。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学术出版离开了品牌是无立足之地的,而品牌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持续投入和培育,是以高质量的学术内容为保证的。

    3、学术出版成败的关键是编辑学术内功的锻造,出版社要刻意培育编辑的鉴别、纠错、提升、补阙能力,而这些能力来自编辑学术生活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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