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资料收集取舍的难题。1991年，《诂林》被确定为上海古籍整理规划“八五”重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专门设立了《诂林》编纂室。为了将收集的资料进行有序排列与存放，李老师组织大家一起设计了《诂林》的资料袋，袋中的信息包括编号、说文部首、检字部首、电脑号码、四角号码、汉语拼音、资料名称、作者及序号等。总计一万多个资料袋分架装了二十多个书橱。同时分工开始了资料的收集。我保存的一张当年收集图书资料的分工单上记录了当时图书文献的收集分工：詹鄞鑫、徐莉莉、郑明、刘志基、吴平和我分别按年度分工负责二十世纪前九十年所出的各类著作资料的搜集。在收集资料阶段，我们参加《诂林》编纂人员还分工到各地实地调研有关资料，当时由我带队与李露蕾教授、史舒薇教授等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得到了裘锡圭先生等的热情指导和帮助，裘先生在家中将其研究成果悉数给我们进行了著录。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李老师对我们十分关心，在我们赴外收集资料之前和回来之后，都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和充分的鼓励。1992年2月，李老师组织大家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对收录资料的范围有过一个参考意见：其中明确了《诂林》所收资料为所有古文字资料的考释；为免遗漏，举了一些目录中的子目以供大家留意参考：语言文字类中的校勘与标点、汉语词汇、汉语文字中的汉字研究与古文字、文物考古类中的商周秦汉考古部分、历史类中的先秦两汉史部分尤其是商周史、地理类中的先秦两汉部分、民族史类中涉及上古民族的部分、专史类中涉及先秦特别是涉及商周部分以及涉及简帛资料者、神话传说类中凡涉及上古神话和五帝尧舜禹汤神话、民俗类中涉及先秦尤其是商周古俗的部分、文学类中涉及商周及出土文献文学部分、艺术类的各门类凡涉及商周古器物出土古文献者；在标题不能分辨内容时，可参考作者、刊物性质。提出图书资料原则上宁滥勿缺，论文资料适当从严。这些资料收集的参考意见对于《诂林》资料的高质量和高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已经收集的资料如何进行取舍，李老师组织大家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经过反复斟酌，确定了以下取舍原则：凡是古文字字形的汇编著作，一经采录，不加取舍，以存原貌；考释部分所录以各家关于古文字本体形音义考释内容为主，兼及用法的阐释；有些考释资料其结论虽承继前人，但在论据论证方面有所发明的，则酌加收录；凡超出本书范围，或仅重复前人结论的考释资料，则不予收录；所录考释资料，如涉及两个以上的字且无法分割者，则视具体情况，或只归于重点考释的字或归于出现在前的字。为了提高编纂的质量，及时发现问题，李老师组织大家在1993年中选定“辛”字等十个字头作为样稿并接受专家论证，李老师还亲笔撰写了样稿的《说明》，以获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其次是编纂队伍的组织和稳定的难题。《诂林》是集体项目，且计划历时十年左右。参加《诂林》的编纂人员前后不下三十多人，每位参加人员都凝聚着李老师关心和帮助的心血。许多青年科研人员都是兼职参与编纂工作，他们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图书馆系、历史系、古籍研究所、图书馆以及在读的研究生等，不少人面临着许多其他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还有职称评定等问题，需要有已出版的科研成果进行申报。为了稳定编纂的骨干队伍，李老师与校院和系所领导多次汇报沟通，要求《诂林》的阶段性成果也能够成为评定职称的依据，同时尽可能减轻参加人员其他的教学科研工作，以便集中精力于《诂林》的编纂。不仅如此，李老师还广揽人才，先后聘请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董琨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系的何崝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徐时仪教授、复旦大学的傅杰教授以及人才引进的臧克和教授等参加编委工作，还有诸多国内访问学者也参加了有关编纂工作，此外，《诂林》编纂室还聘用了在职和退休老师张春华、张友荣、袁根娣、凌玉泰等，他们编辑编纂室藏书目录和文献检索系统，做了大量日常的管理工作，李老师对这几位老师也体贴有加，这些都体现了李老师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和学术凝聚力。为了推进《诂林》的编纂工作，李老师作为甲方与参加的中青年科研人员的乙方分别签订了资料搜集的合同书。我至今还保留了一份1992年1月李老师与我所签的亲笔合同。合同书中规定：乙方愿意承担甲方交给的《诂林》资料搜集工作；甲方按月付给乙方资料搜集工作津贴壹百元；乙方必须与其他有关同志团结互助，同心协力，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应承担的工作；甲方有义务定期检查乙方完成工作的情况；乙方如在中途无能力完成任务，或无故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甲方则有权中止提供资料搜集工作津贴费；乙方如需发表所搜集的资料，事先应与甲方联系，并取得甲方同意。以上措施，为稳定队伍并最终完成《诂林》的编纂任务起到了机制的保障作用。